2009年4月16日星期四

评李玲:混乱的政府责任,混淆的行业角色


黑爵点评:新浪网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63a64d01000axe.html
今天不是封建时代读书论据五经上策论;政策的设计,除了领导人的拍脑袋,和利益中人的专家们混水摸鱼,象张五常大叔干的那样,或者不明所以中人的瞎起哄,最重要的,还在于一个政策流程的设计。整个政策是否合理,在于这个流程设计的现实根据是否合理,理论目标是否合理、符合现实,系统要素抽象是否精确完全,最后,是各个要素逻辑是否可以縯绎贯通。 所以,这是一个综合的运筹过程,在商业上,称为业务流程重组,BPR。显然,在这个问题上,许多钦定的专家,即使是象张五常这类人,在黑爵的眼中,都形同 儿戏。有可能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中也是很专业的,“只不过是在公共媒体前忽悠公众而已”;但作为公众中的一份子,黑爵,既然得到的是忽悠的结果,也就只 能是假定这是他们本色。

对于象李玲这样的并非个人的观点,首先要搞清楚,她的主张,是否构成一个BRP,也就是医疗流程业务模式的重建的逻辑性自洽方案。我们从上述几个要点来看看,如果黑爵看错了,请博友指出:
1)理论现实依据:政府使用总是效率更高的,更公平的;
评:这个假设显然是错误的,缺乏根据的;
2)医改的目的(??)就是为了公平;老百姓看得起病;这点李玲没有说清楚,就当是这两条吧
3)医疗服务的根本功能属性,她没有抽象清楚,仍然陷入了医疗救人和要收钱两个矛盾的框架中不能自拨;
4)最终,在完全模糊的认识中,至少在本文而言,结论方法归于简单无效:政府统管资金,看菜吃饭;而根据中似乎只有一条:我们的制度比不上美国合理公正(似是实话),美国市场化都走不下去,我们国家只能退而求其次,政府既然花了钱,就在花的钱里直接管着看病。

怎么样?反正,我看不出一个严谨的BRP逻辑框架,这样最终的主张虽然少数几个句子会有独立的合理性,但就整个政策主张方案而言,只有两个字总结:废话!

黑爵对于医疗医改的问题有比较专业的研究,只因这个行业运作模式与黑爵目前的公司主营有着极其强烈的关联。所以也试试抛砖引玉,从BRP的角度,给出一点看法,看看是否是比李玲的更多一点逻辑:
1)理论依据是:政府作为社会福利的保底,而行业企业在合法前提下是利益最大化运作;这一条,是黑爵所有经济政策主张的依据,如果有谁说黑爵看到问题没有解决办法,只能说他的智力没有能够理解这短短两句汉语的含义。毕竟,黑爵只能点到为止,不可能绑上一条炸弹带,也不可能跑到天安那个门浇上一桶汽油,是不是呢?
2)医改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提高劳动力素质,减轻中产阶层的压力负担,为社会释放购买力,拉动社会经济发展
注:黑爵没有从“公平”啊,“看得起病”这些角度出发,因为黑爵比李玲同学更专业一点,不把难以量化定义作为方案效果的评估指标。世界上,撇开地位差距, 那一个人不认为自已受到最不公平的待遇,又有那一个人嫌自已不够大方,人家更加公正的?所谓公正,只能是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妥协,及对引达到的约定的信诚守 约,这个约,就是法律。(参看本爵《法律与道德关素》一文),这就是世界上不存在绝对公平的原因。“看得起病”,也是一个难以精确定义的目标。所以,还是 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效率出发,以提高劳动力素质,象60岁前无病休工作时数平均值,以及减轻中产阶层医疗压力负担,从而形成的购买力释放水平。以此类目标 作为医改当前政策项目效益的评估标准,这样就脱离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相持不下,屁话不少,正事一件没提的传统僵局。
3)医疗系统的功能属性:医疗行业技术、产品、服务、劳动的提供具有天然的商业性质(有偿才能持续提供),而政府社会保障职能是国民所有性(税收保证的平均福利分享),是两个截然不可混淆的功能属性; 目前中国国内可见的医疗问题争端和认识,以及解决方案,除了黑爵以外,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几乎清一色都混淆了这两个最根本的职能属性;李玲的方案,自然 也没有例外。这样,如果说黑爵的主张未必是完善的,那么其他的政策和方法,就一定是注定失败的。黑爵这个区分,已经是最简化的,如果再加上什么“生命无 价”,“医者人道”之类的道德超越法律义务的怪话,混水再加混帐,黑爵已经觉得如果不是stop here,就只能用机关枪去争论了。
4)在第三条的根本属性区分下,方案轮廓就已经开始显现:医疗行业的技术、产品、服务、劳动价值和其他行业一样,只是一个通过市场化提供的领域,不要谈什 么政府作用;仅在于它的不同层次的有偿服务,谁付这个钱,什么人得这个益。有一些高档的服务,就由有支付能力的个人支付,是一种消费倾向的选择;而一些现 在成本条件下达到最大社会劳动力维持作为效益标准的最大化,就由政府投入埋单,以社会福利的形式分发。对于大单个案,商业保险的介入,可以更大限度的扩大 这一个职能清晰的分工。

至于说具体的实施方案,还是在明确第3)条原则,和第4)条纲领指导后再说吧,它超出了本文的阐述范围。笔者相信,只要对这两条根本要求达成共识,方案条款总是可以最终完善,否则,无论具体条款如何细化,只要违反了第3)和第4)条,就肯定是不成立的。

现在,读者可以对照一下目前的医疗制度和医改方案,包括李玲的这一个假设,有多大程度上,是符合3)、4)两条基本原则的要求。

专访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北大医改课题组成员李玲

——专访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北大医改课题组成员李玲

  本报记者 王世玲 实习记者 陈培婵 北京报道

  “政府派”和“市场派”的划分不准确

  《21世纪》:最近关于医改方案的争论非常激烈,那么,在这些争论中,各方的分歧主要在哪里,各方有没有共识?

  李玲:我认为还是有很多共识的,最大的共识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为了人民的健康,必须保障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效率和质量。这个共识看起来是 理所当然的,其他国家,包括国际组织提出的目标也都类似。但这个目标具体含义是什么,如何实现,尤其是考虑到中国现实,很多问题还需要深入探讨。

  以健康为目标,有丰富的政策含义。投入-产出分析是经济学常用的工具,分析如何以尽可能少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出。以人民健康为目标,表明医疗卫 生体系的产出是“健康”,衡量一个医疗卫生体制好不好,应当看它能否以更低的成本有效维护和促进人民健康,而不是看它能否提供更多的医疗服务,更不是看医 院能否获更多利润。因为对全社会来讲,医疗费用是一种社会成本,而不是产出。如果把医院能否盈利、能否在市场上自我生存作为主要衡量标准,医院不能盈利, 就关门大吉,谁有本事让医院盈利,谁就来办医院,只会鼓励医疗服务数量的最大化、推动医疗带来的社会成本增加,而不是人民健康的最大化,和“以健康为目 标”背道而驰。世界上比较成功的医疗卫生体制,都通过严格的管制,使医院保持较低的利润水平,医院也都以非营利性为主。

  具体到医疗卫生的效率和公平,还应研究我们要实现什么样的效率,什么样的公平?效率可分为“微观效率”和“宏观效率”。微观效率指的是机构的效率,比 如医生有积极性多干活,医院有积极性提供更多服务,少花钱治好病等;宏观效率指的是社会的效率,也就是全社会以尽可能少的投入生产更多的“健康”。医改应 兼顾宏观效率和微观效率,更重要的是宏观效率。目前不少观点往往重视微观效率,而忽视了宏观效率。对大多数产品来说,宏观效率和微观效率相一致,但是,在 医疗领域,宏观效率和微观效率有时并不一致。一般来说,公共卫生、疾病预防投入更少,健康产出更高,但这些属于公共品,并非市场上的医院愿意提供的。而 且,预防做得越好,病人会越少,医院收入会下降。如果仅强调医院的效率,那么医院应该多提供服务,尤其是以盈利为目标的时候。医院的病床利用率很高,医生 的工作效率很高,这样微观效率确实很高,但全社会的健康指标未必提高。因此,应设计保障宏观效率和微观效率一致的制度安排,对医疗卫生服务的成本 -效益进行充分的研究。

  健康公平也是起点公平,人没有了健康,有再多机会都没用。那我们要实现什么样的公平?是经济能力强的人获得更多的公平,还是更需要的人获得更多的公 平?对一般产品来说,买得起的人才能获得,这是通过价格机制实现的一种公平。但即使在最市场经济的国家,也不会听任吃不起饭的穷人饿死,因为社会发展必须 有和谐稳定的环境,必须使人人都能享有最基本的“保留福利”。吃饭是这样,医疗也如此。这是政府应干预医疗卫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并不是说政府保障所 有医疗服务,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应保障人人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让更需要的人获得更多,就是“按需分配”。

  公平和效率不是割裂和截然矛盾的。并不是“政府管公平,市场管效率”那么明确分工。十七大报告就提出一次分配也要考虑公平。医疗的公平和效率在很大程 度上是统一的。例如政府通过给低收入人群提供医疗保障,保证了人们获得医疗服务上的公平;而低收入人群往往也是健康状况较差、最需要医疗服务的人群,给他 们提供医疗服务,是成本-效益比最高的。

  《21世纪》:在这次医改讨论中,外界一直给您的标签是“政府派”代表者。但您多次强调要“政府主导、并充分利用市场机制”。那么,您提到的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和内涵各是什么?特别是“市场机制”体现在什么地方?

  李玲:我的基本观点一直没有变,就是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但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关键是政府如何作用,市场如何作用。

  医疗是传统的、或者说一般的市场机制严重失灵的领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问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不是普通产品,而是福利性的,每个需要的人都应该能 够获得,所以政府的主导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而市场机制的本质是优胜劣汰,这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医疗卫生领域当然不能排斥也要引入。不过,由于 医疗卫生服务的特殊性,市场机制在医疗领域要有自己特定的表现形式,市场机制的设计也比一般市场要复杂和精密得多。所以,要实现医改的目标,首先要做到坚 持政府主导,合理调整和回归政府职能,同时科学设计和维护市场机制。

  不能简单认为“政府主导”就是政府投入公立医院,“市场主导”就是开放医疗服务市场,政府补贴需方。实际上,“补需方”也要政府出钱,“补供方”也要 引入竞争。医疗卫生是一个综合体系,包括筹资、服务提供、管理监督以及药品供应和人才培养等配套体系,应厘清政府在各体系中的责任。因此,政府主导的意思 是政府承担对全民的健康保障责任,通过政府力量,建立人人参与、人人享有的健康保障体系。

  第一,筹资上政府主导,这毫无疑问。国际发展趋势是政府通过强制力量进行筹资,通过法律法规、补贴等措施举办社会保险或者税收筹资逐渐成为最主要的筹 资方式,这可以有效避免逆向选择,在全社会分散风险,并保证医疗的公平性。而且政府作为付费方更有力量代表消费者和医疗机构进行谈判。

  第二,医疗服务提供上,政府应承担什么责任,目前还有争议。我的观点是,政府应保留并强化一个比较完整的、层次分明的公立医疗服务体系。首先公立医疗 服务体系不仅提供医疗服务,同时还承担医学教育、科研和应急处理的职责,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这样的体系。其次,从国际经验来看,比较成功的医疗服务提供体 系要满足一些特点:以非营利性机构为主,通过政府投入和监管保证机构的非营利性;有比较完善的社区医疗体系;层次分明,结构完善,各级医院之间有成熟的协 作和转诊关系。做这几件事情,政府都比市场有优势。美国在医改中备受困扰的一个问题就是医院系统以私立为主,条块分割,政府多次想整合,以便整体实现全民 医保并控制成本,但始终没能做到。我国已经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公立系统,这是我们的优势,不应放弃。在此基础上,允许、鼓励、支持和规范社会资本进入医疗服 务领域。

  第三,在监管上,政府主导责无旁贷,包括价格监管、进出许可、质量、数量的管制,反垄断、制定法律法规等。可能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没有一个国家的医 疗服务价格和药品价格是完全由市场决定的。在美国,甚至医学院校的招生规模都受到政府管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医生太多,推高医疗成本。有多少医生就会有多 少病人,别的商品多了只能贱卖,但医生多了可以创造需求,所以价格下不来。这就是所谓的供给引导需求。这可是世界上最市场经济的国家的做法,我们对医疗卫 生领域政府监管职能的认识还应更深入。

  总之,只有政府承担责任,统筹筹资、服务提供、管理监管等体系,才能保障人民健康。

  《21世纪》:那么“市场机制”体现在什么地方?

  李玲:政府和市场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市场的认识也不能简单化,不是引入社会资本就等于市场,产权改革就等于市场,或者竞争就等 于市场,这是片面的认识。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的那种小作坊的自由市场时代,已经是博弈论和机制设 计的时代了。

  具体到医疗卫生领域,政府主导的同时,在机制设计、机构运行上采用的手段应是市场机制,主要有以下几个含义:

  第一,促进医疗服务机构的竞争。竞争出效率,这毋庸置疑。但是,医疗领域的竞争和一般产品不同。不能以营利的动机激励医院进行竞争,这样只能提高经济 效率,不能提高社会效率。这种竞争的结果,必然是医院之间进行医疗装备竞赛。最近二十多年,我国很多高科技医疗设备连一些发达国家都望尘莫及,但健康产出 并没有显著提高。医院的竞争应当是健康绩效的竞争,即花最少的钱,得到最佳的治疗效果。而且,并非只有不同所有制或者民营机构之间才能竞争。现在的公立医 院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大集团,相互之间竞争非常激烈。在竞争的基础上,更应注重医疗机构之间的协作。

  第二,政府在筹资、医疗服务的提供上,完全可以而且应当科学设计既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又符合医疗行业规律的机制,使资源使用更加有效。比如激励制度、业绩考核、财务管理等现代管理机制,都应运用对医院的监督管理。

  第三,医院内部管理也要用现代企业管理手段进行重构。对医院的激励和对医生的激励是不同层次的问题。对医院来说,不能以盈利为目的,要有公益性。但是对于医生,必须有足够的激励,包括对医务人员的薪酬制度,促使其努力工作。

  第四,提供高端和多元化的服务。政府并不是什么都包,而是保障基本的、普惠性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医疗需求不断增加并多元化。对这部分差异、高端的医疗服务,可以充分利用市场机制鼓励发展,允许其营利。

  “向政府要钱的市场化” 隐患可能最大

  《21世纪》:您提到的“市场机制”与之前各方报道中出现的您对于“医疗市场化”批判有什么不同?

  李玲:我反对的是简单的、单纯趋利的市场化,把医疗作为普通商品,单纯强调竞争。结果医院以盈利为目标,以争夺病人为主要的竞争方式,付费方对医院的监督乏力。

  一般来说,竞争确实能够把价格降下来,在医疗领域也是这样。大家都知道,收益等于价格乘以数量。对于日常消费品,比如家电、衣服等,通过竞争,价格就 下来了,因为消费者自己选择数量,竞争的是价格。医疗的特点是消费的数量以及消费的种类、档次主要由医生决定。这样价格的竞争就失去了意义,看似价格下降 了,但服务的数量被扩大了,不该做的检查做了、不该吃的药吃了,这正是医疗服务特殊性的体现。

  这不是简单套用市场竞争能解决的,如果能解决,医疗卫生也就不是世界性难题了。

  《21世纪》:所谓医改“市场派和政府派”之别,是不是一个误解呢?

  李玲:“市场派”和“政府派”是比较极端的分法。我的观点一向是,政府和市场各自扮演应当扮演的角色。但我也认为,目前不少观点过分夸大了市场的作 用,而忽视了政府的作用,也许因为这个所以说我是“政府派”。我并不是说一切都要政府来做,而是要从对政府的偏见中解放出来,正确认识政府能够和应该起到 的作用。政府介入医疗卫生始于1884年的德国,现在的趋势是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介入越来越多。

  现在有些人一提到政府就很排斥,提到市场就很亲近。其实,政府主导不等于计划经济,更不等于僵化,而是一种统筹概念。政府主导也要配套有效的手段。而我们缺的,或者需要改革的正是政府主导的手段,而不是是否主导。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政府不承担,谁来承担?

  实际上,无论哪个“派”都离不开政府,即使是所谓的“市场派”也强调政府掏钱买单。根据一些国家的经历,我们要充分认识这种“向政府要钱的市场化”的 隐患。美国是典型的例子。美国最初尝试商业保险方式,结果怎样呢?老年人没有保险、身体差的人没有保险,穷人更没有。于是逼上梁山,1965年政府办了老 年
医疗保险和穷人医疗保险。但是,美国的医疗服务机构是市场的,政府买单更刺激了医院和医生扩张服务和费用,美国政府几十年来为控制费用使了各种招,但效果有限,政府无力直接控制成本,因此这两个保险的费用始终居高不下,成了各届政府的难题。这个负担,换成中国承受得起吗?

  政府出了钱,但是管不住医疗机构,费用控制不住,最终还是“看病贵”,老百姓还是批评政府。政府出了钱仍不解决问题,这就是“向政府要钱的市场化”的后果。美国政府的监管能力应该比我们强很多,尚且控制不了费用,如果中国走这样的路,我们有什么高招可以做好呢?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办法是政府索性连筹资也不管,全部推向市场。这样做看起来全部责任由市场承担,看病再难、再贵也是市场规律的结果。但老百姓是 没办法找市场规律来负责的,人民不健康、社会不稳定,最后还要来闹政府,板子还是打在政府身上。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政府自己把筹资和提供都管起来,承担这个 责任,也就是政府主导。

2009年4月15日星期三

责权利等级三角形之医疗核心要素错位

笔者先后写了多篇关于医改的文章,基本上阐明了对医改的看法:医改是医保之改;而不是维持低效国有(公立)医院之改;医改的成功取决于三条:
1)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医疗成本必须内敛;
2)市场竞争必须能够淘汰任何低效医疗服务供应者;那怕是国有公立医院;
3)医保是公共产品,而不是医疗;如同粮食救济是公共产品,农耕不是!
以此观自毛开始的医疗体制,无非是错了80%还是90%,甚至100%的差别。参考前述文章:

本文开始,从更细致的维度,讨论符合上述(市场化供应+社会保障采购)的医疗模式,如何在中外社会现代医疗制度中得到印证;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医改方案的基本原则,应该如何制定,纳税人的钱,在公共“医保”产品上,应该如何去花才有正位的,可持续的效益。实际上,它是Aorasms在医疗市场问题上的业务流程重组性分析。

凡是业务流程,一定是围绕其业务核心元素组织的。才能得到最高的业务效率。业务核心具有责权利相匹配的特点。即,责与权,与相应的同范围获利,应一一相符!三者是一个等边三角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不妨称之为责权利原理。该原理对应着人性本私的人类社会属性。无权不能问责;用权尽责必为某种私之利。违反这个原则,如果不是一事无成,就是结果非常恐怖。古来有史,不再冗述。

海外医疗体制的业务核心是医生。原因在于,医生的专业责任是直接对病人生命健康负责,而担保的,就是自已的职业前途。这也是国内希望压制医生诊金酬劳后,又希望取消以药养医;总之就是要压低医生劳动成本而不可得的原因。因为,要么是病人花了钱(先不问多少)不能保证看好病,要么,就是医生对拿病人做实验(还收人家钱!),不用负任何责任!

在中国,医疗业务责任权是医院代医生而受之;从法理上,是因为医院代替政府(或社会)剥削了医生的劳动所得。既然是医院雇员提供的医疗服务出了差错,当然是问责医院先于问责医生!病人对医生无论多么满意,顶多是医院炒了医生,关病人什么事?这是一件很怪诞的交易关系。不过,还不是最怪诞的!

中国的医院大多数是国营医院。新的医改,如果“把基础医疗作为公共产品提供”,至少比“医疗作为公共产品提供”,要先进。既然如此,民营医院“不提倡赢利”吸引社会资本,就令人费解。先不说无私的资本上那里找,会是一门高深的学问。(责权利原理)。这一矛盾的出现,可以理解是强大的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力量,令医改策划者,不愿改行教导伦理功课。但在实际操作中,却令人怀疑,是否能有效区分“基础医疗”的公共产品性质,和“非基础医疗”的社会产品性质。

但是,从舆论管理层为了让突出权力的“补供方”医改免生波折,派李玲同学到宿迁,名为调查取证,实为宣传取料开始,做了至少两年的舆论工作看,国院有拍脑袋地把“重振医疗国企供应医疗产品”的“改革倾向”。为供需倒置的医改做好舆论准备工作,从前毛时代,称为“政治攻势”。“补供方”的国家垄断医疗性质,对公费医疗群体非常有利,对于体制外民众,非常不利。可见,所谓市场化讨论是假,妖魔化市场化是真,一直都是舆论管理层的项目组织内容。先不管实际效果如何,反正按计划,是把医改变成了扩大公共权力的一部分措施。但是另一方面,无论如何,钱花在医改上,虽然不多,总比花在公费这个那个上要好,比面子工程要好。这是拍脑袋天才多少值得肯定的地方。

(待续,这是一个漫长的系列)

“医疗是公共产品说”极其荒唐


大体上,笔者已经提不起到我国医改的前景揣测的兴趣。因为三个字,“知道了”。因为,观察了以李玲为主的,可能代表着国务院试探舆论的,以强化供方和公费医疗为主体的《医改草案》抛出;宿迁的仇和成功地同时降低了老百姓看病的成本,并提高了医疗服务质量的医疗改革,因为国有利益集团“受损”,而被舆论管理层反复妖魔化,所谓的“国有关光卖光”。舆论管理层扶植李玲攻击宿迁改革,其用意,令人深思。

“医疗是公共产品”根本上就是一种完全错误的提法!概念不清,逻辑混淆!医疗是普通的社会服务,税收担保下采购这种社会服务提供向社会公众的社会公共医疗保障,才是公共产品!由政府经营医疗提供“医疗公共产品”,如同政府自已耕田提供“食品救济”一样荒唐!

看来解决“看病难看病贵”不是管理层的目的,保证权力直接掌握社会财富,不被“关停卖光”,才是真正的目的呢?是不是因为这样,才百般妖魔化市场呢?是不 是这样,才把社会保障的责任扔到市场的头上,诬蔑“市场不是万能的”呢?众所周知,市场的“万能”,只存在于通过交换调控供求平衡,达成社会最优化生产。 至少,市场不能让毛上帝永垂不朽。社会保障,本来就是“政府万能”的领域,谁也代替不了。仇和的宿迁医改,在对弱势的既得利益者照顾上,固然还有欠完美。同时, 宿迁的百姓是否得到了更多的社会保障,也颇欠乐观,毕竟,社会保障,本来,就不是市场经济的功能角色。在这个领域,市场经济是万万不能。

至于说出了医疗行业社会矛盾实情的《曾其毅医生被暴民围攻》;“低水平广覆盖”社会保障原则,在医改中被反复践踏,令《寻租腐败定律》无可避免地左右着社会公共医疗利益的分配;当看到公费医疗体系事实上是医疗制度性不公平的深层原因,愚暴贱民却只是《因为失去保障的恐惧参加对市场的妖魔化》后;这种种事实,令笔者对于医改如果不是“新瓶装旧酒”,反而会有十二万分的惊讶。

中国医疗制度,可能说是整个社会改革难度、满意难度最高的领域,它与其他国家一样,同时受到来自人类生命伦理观的的压力,有着《无法逾越的伦理陷阱》。同时,因为庞大而无法自我节制的公费医疗负担,令《寻租腐败定律》 无可避免地削弱着体制外的社会群体,承受着“看病贵、极难”的结果。事实上,如果不是人民太蠢,那就是思想舆论管理层工作太出色了。中国医改体制的痼疾, 不但是“看病难,看病贵”,还要再加上“质量极差”。体制外群众的真实医疗处境是“看病难,看病贵,质量差”公费医疗“受益者”,体制内人群,看似是占 了社会公众的便宜,但是医疗质量差,同样令他们只是“看上去占了便宜”。

由于缺乏市场优化机制,公费事实投入庞大的中国医疗系统,(主要是为了维持公费医疗群体),在给社会公众提供了“看病难,看病贵,质量差”的医疗服务后, 本身,存在着投资盲目浪费大、产业效益低、机构沉冗的特点。张宏良之辈鼓吹文革好,计划经济好,其实,不用坐时光机飞回文革捧毛上帝的臭脚,看看医疗和教 育这两个领域,就是目前全中国几乎没有触动过的,基本上是文革时封装的计划经济体系。

中国人民看病难,看病贵,质量差;教育贵,就业少……,不是因为“没有良心的经济学家的改革后的市场经济”;恰恰相反,是因为张宏良这类文革特权极左既得 利益者,极力维护的计划经济、特权经济体系对普通民众利益的侵蚀!什么“文革看病不用钱”的屁话,这些极左说谎不脸红,好象文革时就他活着似的。大跃进 时,进食堂吃饭还不用钱呢!(说到这里,笔者有点想打人)。如果明显的假话连篇创作出的极左毛上帝天堂,在官控思想管理层的努力工作下,看来,在今天中国 社会培养了不少脑残跟班。“中国需要信仰”,看来,不是一句假话。极左们,看来也在很诚肯地强调着!

本话题文章:

"医疗是公共产品"的错误导致世界医疗体制失败

新浪全文地址《鸡鸭联婚之医改:“医疗之改”与“医保之改”


“医疗是公共产品说”极其荒唐》,但是如果是从保留公费医疗受益群体的政治利益出发,就“合情合理”了。这是国家非要把医疗“包起来”,得到了愚民的广泛喝彩。《中国医改路在何方》?医改《最难逾越的陷阱》, 同时,也是政治改革最难以下手的地方。当“老革命”进入最后一刻时,是继续花费巨资维持多两天的生命,制造几起西医特点的“公费天价医疗案”,还是,让 “老革命”象普通老百姓一样,老两天停摆?看看仅仅是公费吃喝,公车消费,公费旅游“改革”的艰难,想想减少“公费生命”有多难了。“难乎哉,不难也”, 因为是“不可能”嘛!

医改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为了所有人看得起治得起所有病”》,仅仅是让公务员看得起所有的病,就拖垮了中国。如果让“全中国人看得起病”,只怕要拖垮整个地球。为了保证让公务员看得起尽可能多的病,不得不借李玲同学的口,让政府把医疗管起来,向医疗服务的供应方,投入越来越多的国控社会资源,结果是《国家投入医疗系统越多,老百姓看病越贵》。恶性循环嘛!这一现象,《由各级医疗机构的状态,证明现存所有医改方案都将归于失败》。原因,是它们都忽视了一个铁的经济规律:在社会资源最优化保证上,在可靠供应的保证上,“市场确实是万能的”。市场不但是万能的,而且,是没有市场,是万万不能的;而且,是只有市场,才是“有能的”。

无法逾越的伦理陷阱》结合《无成本的中医正被有成本的西医代替》夹击下,真的没有办法!人民政府只能厚着脸皮让国民高价接受低成本(甚至无成本)的神奇中医,暂充安慰疗法,因此,《中医争论可能被“假大空”的医改方案恶意利用》。如此神奇的百病包治的神奇中医,正是文革时毛上帝向信男信女布施的不用花钱就看好病的福音。天下作证,这一神奇医学包治好百般疾病,为此,特设一个专业科室,叫为“殡仪馆”!

医改是中国难题,也是世界难题。既然中国医改这么难搞,世界各国的医改多少也有点问题。那么,在思想舆论管理层看来,与其吃力不讨好搞什么劳什子医改,不 如发挥思想舆论管理的专业才能,今天说美国医改糟糕,明天说英国医改也有公费医疗,后天说德国医改负担重,大后天骂骂日本医改还弄了几个老人,侵犯了“西 方天天批评中国”的人权……,如此这般。看上去天下乌鸦一般黑,也就不用自已辛苦忙着洗白了。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谁也看不懂的“医改草案”。也看到了铅华洗去看,谁都看得懂的“以补供方医疗单位,代替医保社会为主,再次摒弃市场机制的8500亿方 案”。错误不出所料。仍在是混淆了,“医改”,到底是“医疗保障中改革”的医改,还是,“医疗服务行业改革”的医改?两个医改,是男人和女人的改的不同。 现在这个8500亿,到底是那个医改?

估计今天谁也分不出!笔者看到的,是鸡鸭联婚之盛世喜庆,“医疗之改”与“医保之改”,同床异梦之“医改”!

医改是中国难题,公民们,在你们拥有自已的观点,发表自已的看法,提出自已一票(so far if possible)时,希望你们能自已实在了解整个医疗行业的运作机制,了解国际社会的医疗产业组织的成败得失,而不要对披露医疗专业实际情况,从业人员 利益诉求的真诚,道德挂帅,口诛笔伐,谩骂连天。《人或会穷,不是施暴发泄的合法理由》。

在以上文章中,笔者对医改的观点,相信已经阐述无遗,所以,笔者已经提不起新的兴趣了。与其再唠叨大道理,不如把笔者所知的美国、英国、德国等西方成熟社 会的医疗和医疗保障体系(注意,是两个体系),以经济学供求平衡的原则,加以讨论、分析,看看别人现存的问题是什么层次的问题,解决的困难障碍在什么地 方。毕竟,即使是美国,其养老医疗负担也已经庞大得令美国财政难以承受了。THERE MUST BE SOMETHING WRONG。

本话题文章:

让老百姓看得起病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谎言

续前文段落:

有统计显示,中国人老百姓平均40%的家庭财富,花在生命最后两个星期,毫无意识地躺在医院里等死!换言之,如果愿意把昏迷的那两个星期的开销在平常花个干净,宁愿“病不起,等死”;对于中国老百姓个人来说,是提高生活质量的好办法。说不定,由此带来的寿命效益,会远远超过那两个昏迷等死的星期。

有一个统计表明,上海2007去世的平民病人家庭中,如果没有公费医疗,在患有严重疾病进入医院的最后一个月,平均消费21万元,而自已的人平均积蓄只有 8万元,子女提供了13万元;此病人在此前所有的医疗有关平均消费中,却只是16000元。如果有公费医疗的中下家庭,平均费用23万元,报销15万元; 自已和子女另外消费8万元;此前个人与医疗有关的消费平均是3万元,报销额6万元;。这个民间统计的数字也许不太准确,但至少反映了一个现实,那就是更有 价值的平时的医疗消费偏低了,最后一刻的比例严重偏高。另一方面,有公费医疗者的消费水平,远远高于普通平民。如果说从前是对公务员相对私营企业主和外企 雇员的“低工资”的补偿,今天,朱容基以后,这些公务员就算从工资上算也是高薪阶层,以医疗为代表性的福利水平,更为“暴利阶层”了。如果用一句话代表普通百姓在医字上的状态,可以这样说,“含辛茹苦一辈子,积下几个钱,然后去死”!

有博友推荐看叶檀的“医用券”主张。我细看了一下,觉得叶小姐对医务不太熟,其主张可能是看了类似本爵这类文章观点后提出的(此类,不一定是本人的文 章)。本意是好的,但是“医用券”方案显然行不通。因为,对于中国许多普通百姓来说,叫嚷看病难,只不过是增加收入的代名词,真的把医用券发到他们手里, 他们就会找个中介机构兑成现钱当成另类收入。90年代内地工业城市大批国营企业工人下岗而公费医疗还惠及他们时,许多人就是靠“看病”去获得额外收入的。 叶小姐是有经济常识的,对于这个结果,不妨参考现在一些人用医保卡刷卡假买药真套现,以及苏联私有化时代,几瓶伏特加就换下几万卢布的“私有化券”,今天 俄罗斯那些个寡头,就是这样来的。叶小姐的主张,虽然部分源出于社会现实状况,却根本上是错的,错就错在,以媚俗的方式,把方案的结果定为“解决看病难看 病贵”的“群众呼吁”。医用券的方案,如果实行,就一定要预备接受这样的代价:它在5-10年内不能令穷人看病更便宜,而是更贵;同时,由于穷人廉价兑 现,造成大量食利的新富裕阶层。其效果,相当于低效率发了一些人所共有的低保。或者,相当于消费券,————倒也不完全是坏事,如果可以挤压掉政府一些蛀虫开销的话。

笔者相信我已经掌握了医改的唯一可行方案的所有基本要素。自然,这样的可行的医改方案,从中南海到卫生部,很可能一个人都不懂!或者,知道了,根本不敢说!笔者认为,医改方案的目的,不能从收入角度上定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这可以作为医改的结果,不能作为医改的目标。医改的目标,应该是另一个:“最大程度 维持、恢复全社会因病折扣的劳动力、生产力”医疗体制的目的,不是为了治好所有人,而是要优先治好,从社会生产力、消费力角度上看(我有另一个观点,不 是生产力,而是消费力的最大化才是真正的社会进步)具有最大恢复价值的患者。

举一个例子,军事上,战地军医的作用,也不是挽救每一个伤员的生命;而是以战 斗力最大化的原则,优先挽救最有可能恢复战斗力的伤员。所以,战场救护,野战医院抢救,许多人所不清楚的一个原则是:从轻伤员开始优先抢救。违反这个抢救 条令的代价是沉重的。众所周知的,唐山地震区区7.8级,死亡24万,重伤残废25万;其中很重要的人祸原因,就是当时抢救是按重者优先。结果,重伤员抢 救既费时费力,预后极为不良,大部分几个小时的手术无非是延长几个小时的生命,不做手术也许还活得长一点;而轻伤员由于延误,轻则成了重伤员,重则变成了 死的伤员。战场上是这样,和平社会上也是这样,把主要的医疗资源放在无法恢复社会生产、消费潜力的大量老者身上,而放任大批儿童、青壮年因病而废,因病而 亡;或者把大量的资金放在极难根治的移植类(生存费用高,生存期短)病目、而对一些急病急治的病任其死亡。同样,是对中华社会的人祸,是犯罪。

所谓让百姓看得起病,从头到尾,命中注定就只能是一个谎言!

中国老百姓“病不起等死”不是坏的选择


前文《死亡的到来不知不觉》,谈到重大医疗,总是大数偶然事件。显然,就个人而言,对于大病巨病的死里逃生,还要不“因病致贫”,无论是今天还是末来,有钱没钱,都不要抱这个期望。没有钱的,什么也不用想,有钱就花, 活个潇洒;有钱的,花点钱定时体检,有针对性买买医疗保险,自家人买点人寿保险,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只不过,在中国,就算是这样一条最简单的路,也没有办法走得通。

中国的医疗体系是为政治贵族的寿命优越性而存在的,然后以最低的成本维系整个社会的医疗需求。具体做法,就是取消医生收取诊金的权力,医生只能从治收费, 不能从防病的服务上收费。笔者曾经几次尝试做预防保健性的检查,结果,期望看到可提供高治疗收费病人的医生,总是把笔者轰出医院,开的是什么药呢?呵呵,都 是些中药里安神定惊的方剂。现在倒是有了体检中心,体检套餐,但是检查项目泛泛而论,与笔者后来挂接的全科保健医生差之甚远了。至于社区医生,就更糟糕 了,他们似乎只是知道胡弄中药,再开几片阿斯匹林,另加几盒抗生素!国外那种以家庭(社区、全科)医生为核心的医疗保健体系,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利益群体, 通常,也就是某种政治贵族,声称是“不能照搬西方的医疗体系”,“医疗不能市场化”,而一语否定。在中国,病人就算有医学知识,希望没病防病,也是不可能的。中国医疗体系不准收 医生诊金,如果不靠治病,医生靠什么活?

大病重病,总是某种大数个案;也就是出现的机率都很小,但是呢,一旦出现,就是一个天文数字。目前一般的重疾治疗,除了用中药胡弄人,都需要20万左右, 或以上;自然,中药也是有成本的,另一个传统瑰宝,同等标准疗效不比中药差,叫气功的,还一分钱不用呢。不过当很多人对其寄予传统瑰宝式的希望时,某大党却对万余老弱病残静坐南中海门前竞日,而没有落下一个纸片,(可见这轮子方法还是挺希望被招安的),某大党却慌慌张张地用西医的疗效标准声讨其轮子气功不人道。如此声讨法,那中医就该给打进十八层地狱了!某大国政治驾驮道德标准,日后估计很令历史玩味。不提!

假如一个人的家庭分配到个人的财产在1000万以 上,大约可以承受这样的多种类大数个案的风险,毕竟,同时出现几种高风险病在一个人身上的可能性,极少,至少,同时出现在一个活人身上的可能性,几乎没 有!如果你的财产在100万以下,那么,你的现金头寸,就已经开始难以支付家庭成员这种大病风险了;而事实上即使是大多数中国“中等阶层”,家庭财产只在 20-40万元左右。对于大病的承受能力,基本上就是在极限。许多人狂热要求政府把看病包起来,其实,政府是不可以包起来的,一包,就变成了政治贵族优 先,小民百姓看病更难更贵,这就是今天的结果。大数个案的风险化解,依靠的是一百年前美国人的一项伟大的商业发明,叫insurrance,中文名人所共 知人所共厌,即“商业保险”。

通过商业保险,就把大数个案的个人风险花解成个人的消费选择,这才是中国解开医疗体系死结的根本钥匙。不过,它的要求是医疗、保险两个行业完全市场化,完 全“照搬西方的体系”,这一点,在中国不很难做到。事实,就算老百姓有钱,希望通过在中国购买医疗保险化解大数个案的患病风险,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公费 医疗的社会成本太大了。这是让政治贵族避免“因病致贫”的结果。不得不让现在叫社会性保险的“医保”承担本应是国家财政所承担的。主要是面对大批前国有雇 员在职离职者看病消费补贴要求的一种名叫保险实为公费医疗仿制品的东东;一种给钱的人极少用来看病,看病的人极少给钱(国家对前国有雇员的医保投保费用大 面积欠帐);等到今天给钱的人老来要看病是,整个医保就没有钱的东东。

这个医保制度的先天不足,具有明显的欺骗性,自然就让小民百姓在职者很投机地逃保不 保。而为了把社会医疗保险需求的资金向医保驱赶,整个中国社会,不但“医疗绝不可以市场化”,连医保,“也绝不可以市场化”,商业医疗保险,事实上被取消 了。有心者,可以注意一下主要的保险项目,特别是消费类的,都会有一行注解:“商业医疗保险范围保险用药范围不得超过医保”,——这算什么话呀!小百姓,就算你有钱有这个意识,希望买保险避免自已大病没得治的困境,也是无路可逃,无处可买。这,就是中国!

自然,也没有几个中国人真正意识到,在最后一刻,在医院中的努力,除了烧掉自已终身积蓄中的大部分,很可能还要搭上第二代青壮年家庭积累中的主要组成部 分;而结果,只是插满管子熬最后几天,几个星期,或者,象哈尔滨天价案中那个那个自以为很牛的翁家少爷,让老头子挨了几个月,结果几乎就是清一色的无力回 天。对此,在《无法逾越的伦理陷阱,医改必定失败》中,很详细的阐述。对所有人来说,一辈子最大的一笔钱,当这样一次大款的消费者,那是没有丝毫的幸福感的。


死亡的到来不知不觉


人过而立而近中年,死亡似乎离我等还是很遥远的事情。至少,我能跑万米,能游泳至少三千米,能卧举100公斤,心动图检测没有代偿增生。但是,今天与中学 老同学联系,却发现已经有三个别世而去,死亡,真的离我们很远吗?一个,海归,是胃癌,留下一妻一女;一个肺癌,孤身一人,留下白发人;最后一个,是中学 中关系一度相当密切的同学,一度共同经历了一些艰难的岁月;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毛病,居然,在一年前就已经抛下妻女去了。死亡,离我等,似乎并不真的那 么遥远。实际上,自然的死亡,离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并不遥远。我敢说,除极少数以外,大多数未老先逝者,在最后一刻来临前,都不会意识到,原来,自已的 身体早已经是以代偿的方式,进入了生命的最后一程。即使是真正老逝者,可以说是大同小异,真正知天命敢对预见死神来临一刻早作准备者,对于中国文化中人来 说,可说少之又少。不信,问问自已,也问问别人,有几个是主动买了人寿保险的?

人体,实在是一台非常精妙的机器;它在某个器官遭受致命伤害后,仍能以代偿增生的方式,维持大致平衡的身体机能。这个时间,对于乙肝感染者来说,可以长达 30年,对于先天性心脏病患者来说,也长达20-30年;肾功能在损害超过25%以前,不会出现明显的症状;主动脉瘤在形成夹层前,几乎毫无症状……。甚 至说所谓“癌魔”,也是人体自我保护的一种功能,癌肿会释放一种a+化号信号,抑制同类肿瘤在某他器官扩散;一旦主体癌肿被切除,几乎在所有情况下病人都 将面临大面积的“转移”。这是2007年最新的医学发现之一,尽管,还没有被更多的旁证实验所证明,——现代医学的验证标准,那是远远高于中医的。无论如 何,人体的代偿功能终归是有限的;在代偿的尽头,就是失代偿。表面上看来,病人是在短时间内无可挽救地逝去,而事实上,身体早就已经尽力抵抗了不知多少 年!这就是许多人一辈子没进几次医院,临终前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原因。

在蛮荒的年代,人体对于寿命并没有那么奢侈。有证据表明,荷马史诗时代的大英雄们,平均寿命只有25岁。而无论是克努马鲁人还是尼安德特人,几乎没有发现 有超过20岁的遗骨。直到1950年以前,中国成年人的平均寿命,也只有40岁。在这种情况下,人体的代偿功能大致是完全足够的,对于一个只有极少数人活 到60岁以上的时代,操心如何治疗癌症,纯属多余!是否需要限制乙肝感染,那也是瞎操心!只要消除传染病的大面积传播(瘟疫),没有大面积的饥荒,人的平 均寿命正常情况下可以延长到50岁以上;如果有抗生素而没有太多的抗药性出现,(即抗生素的滥用),这个平均寿命大致可以达到60岁。这就是新中国几十 年,为中国带来的进步。同样的进步,也出现世界各地,包括非洲最穷的国家之一,象津巴布韦。

当然,官方的统计中国比非洲还是要好一点的,平均寿命达到了 64岁了,但钟南山在这次十七大漫不经心地捅穿了这层假话,因为,这个统计是在最发达地区的周边农村城镇作出的统坟。按目前中国农村和城市贫民的营养情 况、儿童保健水平,传染病控制(做得不错的),抗生素普及等因素综合起来,估计,落后农村的平均寿命应在45-50岁之间;一般农村平均寿命是50-60 岁;城市贫民由于有集约化的基础营养保证,大略可以达到55-65岁。大城市接近70岁,几百万公费医疗的政治贵族在消耗了中国大部分医疗资源后,人均寿 命方面有着无比的优越性,可以达到80岁以上。

人体强劲的生理代偿功能,在帮助人类存活了几百万年后,对于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却成了麻痹自已的利器。很大程度上,只要不是到了最后时刻,任何人只要 “意志坚强”,几乎都可以认为自已是没有病的。今天,许多人在呻吟个人家庭因病致贫,国家没有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但是平心而论,如果所有人都是 在最后一刻才住进医院,即时抢救成功的机会只有10%,五年生存率不超过百分之一。这时侯,国家是不是有医保,是不是有公费医疗,完全没有太大的区别。公 费医疗者的生存期长,主要是因为他们有定期的体检,和对初发疾病的几乎无限制的治疗补贴。对于那些最后一刻的发病,无论是平民还是政治贵族,如果不是个人 因病致贫,就是国家因病致贫。瞧,假如不是因为无限制地为了让政治贵族有普遍活到80多岁,小百姓会看病难看病贵,到60岁上就看着上帝等死吗?这就是国 家因病致贫的现实例证嘛!

医疗体制存在的目的不是让所有人看得起病

医疗体制的目的,不是为了治好所有人,而是要优先治好,从社会生产力、消费力角度上看具有最大恢复价值的患者。那么,按这个原则,什么样的患者是国家医疗 保障的优先对象?是老人?当然不是,是儿童!是少年!是身负家庭存亡的青壮年劳动力!以儿童白血病为例,急性淋巴性白血病治疗成本昂贵(不想死人就忘掉中 医吧!),但治愈率相当高;这还不算骨髓移植的生存率;而慢性淋巴性白血病,同样是儿童病,就几乎没有治好的希望。丝毫不带感情的眼光去看,尽管后者的患 者和家属因病而穷的前境同样令人同情(这时就试试中医吧,西医没辄的),但国家医疗的保障,应该投入到急性白血病,而应该排斥后者。

同样是先天性心脏病, 5%的儿童或多或少会有这种病,不加治疗的话,他们一般活不到35岁;我的那位同学,就是没有发现是先心病,发现时,已经是肺动脉高压持续返流,结合心肺 功能衰竭,回天乏术。理论上,对这种病人可以施行心肺联合移植表达爱心,没钱的让主刀医生练练刀,有钱的要掏50-100万元治疗费用;但平均生命延长, 也就是在床上多躺一年半载,这,有意义吗?而给一位儿童施行手术,费用只是1万元,成功率近100%!毫无希望地治一个晚期病人的花费,可以治多少个先天 心的儿童啊?国家把这块包起来,值不值啊?

小慈乃大慈之贼,医改方案要有可行性,首先,它的成本外涵必须是内敛的。内敛的唯一可能,也就是抛弃把“医改、医保”当成提高民众收入水平的手法,那应该 是半夜鸡叫之类的任务,不是卫生部门的职责!医疗,始终只是一个消费,个人的消费选择;国家,只是从社会消费者恢复、生产力维持最大效益化的角度出发,以 救难的形式出现,才有实际价值。

而无论如何的方案,一定涉及到钱,这个钱,一定只能盯着法力无边长生不老的公费医疗群体打主意。要让医改方案不经战争而通过,就必须考虑对既得利益者的一 定程度的维护,以换取对方妥协的可能(当时还不妥协,再说啦!)。这个出路,笔者认为,不是在社会医疗保险,而是在医疗的完全市场化,在此基础上的商业医疗 保险。它是为了令医疗回归这样的属性,医疗看病,只是一种消费的选择。这样,也就等于承认,在商业的角度上看,曾其毅说的“中国看病并不难并不贵”,实在 是没有什么错的。

医疗价格只是对医疗成本,另加适当利润(鼓励社会资源和人员的投入)的直线反映。应该由谁来去支付,不能成为否认医疗存在成本的理由。而 显然,如果完全从看得起(所有病)的角度出发,国家一定支付不起;国家一定只能“局部试点”,这就是公费医疗。结果所有人都看到了,老百姓看病更难,更 贵。那些盲目要求国家背起社会全部医疗责任的蠢人,你们还要坚持吗?那些无条件反对医疗市场化的坏人,李玲之类的坏人,现在,知道他们有多坏有多恶毒了 吗?所谓民以食为天,没东西吃就死人,吃了坏东西也死人;食,也市场化了,天没有塌下来;那些坏人,还要用什么理由反对医疗行业的市场化呢?

医疗体制的目的,不是为了治好所有人,而是要优先治好,从社会生产力、消费力角度上看具有最大恢复价值的患者。对公共医疗体制是如此;对于市场医疗来说,同样如此;后者,通过市场支付能力来体现。以民粹姿态叫嚷“看病贵,看病难”,只会干扰这个实际过程,而令真正有救助效益的病人,得不到救助而死!这条路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无论是从政治贵族的舆论导向,以及曾 其毅事件所表现出的民众愚昧程度上看,要走到这条正确的路子方向上,到我孙子泡妞时,大概还是不能指望的。中国百姓还是只能一辈子辛苦存一笔钱,去死!至 少五十年不变!

再次重复最关键的一个分析结果:中国医疗行业真正的问题,是把两个不同的,互为对手的关键性角色要素,给重叠了:医院和国家医疗保障基金医院应该完全市场化,而国家医疗保障,是不能把包袱甩向市场的!更不能牺牲商业医疗保险,否则,无论穷与富,有了大病,谁也看不起病在!大数偶然的医疗消费,除了商业医疗保险,没有任何一个行业角色可以担当。不要寻求从马列毛教导圣经里找到答案,————马克思现代意义上,是一个文盲!!当他写资本论时,世界上还没有经营大数偶然风险业务的保险行业,insurrance!!

2009年4月14日星期二

传媒对医改的“道德呼吁”基本上是出卖老百姓利益

根据前文《中国医疗行业的现状》,由这种生存状态的素描,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上一些外行人士如雷般的文盲呼吁,那是无的放矢、有害无益、雪上加霜:
1)取消以药养医;
对于第一第二部分的医院,没有影响,不会影响他们的收入,也不会令救医的费用变得便宜点。如果你有公费医疗,你不用太担心;如果没有公费医疗待遇的人,却 希望废除以药养医,医药分离就可以便宜点看一等三甲,倒不如找神经科医生验验的智力是不是一个白痴!至于第三、四部分,取消药费附加而不让医生成为自由职 业人士,等于强令他们关门。结果,就诊需求只能进一步集中到第一类医院,后果是什么?看病更难、更贵;而真正便宜的药物,则以逆淘汰的方式,从市场上消失;
2)有限市场化;
以上是作为医疗服务供应者的角度看待这些医院;完全市场化的意思就是政府完全停止资本金的投入;但不包括停止公费医疗(政府采购)、医保采购的投入。可以 预计,如果不集中用医保维持第三部分医院,而让第二、第四部分的有竞争力的医院也获得医保定点的话,第三类医院将在短期内关闭;几百万已经不能从事医务工 作的医务人员将下岗失业;这正是“不能完全市场化”的真正业内呼声的动力。同样,完全市场化情况下,由于政府收了税却集中采购第一类医院的服务(公费医 疗),其他医院只能通过提价求生;而穷人由于得不到补助,看不起病看病贵就会越演越烈。无他,因为政府把本应补贴的钱拿来采购顶级服务给少数贵族了。
3)政府全包医疗;
这是李玲等极左人士所主张的;即除第二类专业技术医院外,政府全包;回到80年代以前的毛主义时代。听上去很好,但实际上,一来没有这么多的钱,二来投入 的钱将主要落到第三部分的烂医院里作为资本金存在;当然,也等于采用财政手段,通过低价倾销淘汰还有竞争力的第二、第四部分的体制外医院。这种方案的实质 是用劣等的医疗服务应付普通国民的健康需求,而让落后的国营烂医院免于今天关门。这就是“市场不是万能”的出处。可以预见,实施这种方案,平时的感冒打针 吃药会便宜点的,但是要克服抗药素的搞感染用药,和更有针对性的冶疗项目,由于竞争者消失而集中到第一类医院,老百姓是小病不用治,大病呢,看病更难,更 贵!

颇具争论的宿迁仇和的“卖光”的医改方式,是第2)类的“完全市场化”的取向。仇和的方式显然比极左的李玲更接近于真理,对老百姓不利因素也更少一点。但 是,按照以上的生存状态描述,很容易就可以复原仇和的政策将会有什么社会影响。首先,如果以仇和的“减少政府管理成本”的纯企业管理眼光看医改,就会让第 一类医院自负盈亏(这没有问题,他们乐意着呢),第二类医院自负盈亏(有问题啦,有些赚有些亏),第三类医院自负盈亏(等于要他们的命),第四类同样(还 好,这时侯可以有部分的社区病源);结果必然是大量的原国有医院关停转闭。

要达到卖光其实是不容易的,因为国有医院有大量的离退包袱;不剥离,根本卖不 掉。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原来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二三流医院医务人员还有离退休者,当然会大声声讨仇和的“卖光”政策了。而对于求医者来说呢?由于没有任何政 府保贴和商业医疗保险,以化解小量大额的患病治疗风险,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一点没有解决。仇和的政策,于患者真正的得益是“花了钱能够真正治了病”,而对 于有技术有本事的医务人员是一个大解放;同时,放开的需求可以吸引社会投资资金进入医疗市场。

这种医改的实质是把政府的维持负担推向社会资本市场,摆况了 没有专业价值的二三流医务人员的人事负担。对于政府来说,由于主要的负担是公费医疗负担,所以减除的只是卫生系统维持投入;并没有减轻预算负担。这是很重 要的,因为,如果保持公费医疗投入,那么强大的权力既得利益层大体上会保持中立,否则,就会用烧火棍投上“关键的一票”。由此也可见,无论是曾其豫医生直接了当地为医务界请命(曾医生准确称是为医务界请命),或者是钟南山隐晦地重复了曾医生的观点;很可能都只是第3)的结局。单纯加大政府对医疗系统的投入,结果,只能是令看病更贵;这已经有前博文阐述,不再重复。

显然,目前最大的阻力,是公费医疗的存在,也是由于前公费医疗利益者,并操纵医保倾向性投入的矛盾。这是问题的关键中的关键。以上对以药养医、完全市场 化、政府全包政策的清一色不良结局,都只不过是在对前四种医院的存在状态的相应逻辑演绎结果。显然,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关键问题在公费医疗、医保 采购而不是其他。因此,简单的象一些外行的热心人那种形而上学式的道德观指导医改,其结局,几乎不用末卜先知的才能,就可预知其不良结局。

同样的矛盾,也 广泛存在于象教育这样的领域:为满足国家财政向政府贵族提供的高档教育需求,大量的资金被投入到少数的尖子学校,相反,大量的二三等学校苟延残喘;普通国 民就读难,就读贵,读后就业难,工资低。道理,也是一样的。市场的作用,始终无处不在,制约着每一个乌托邦的构想最终变成空想。无论是象茅于轼完全市场 化,还是一些人主张的国家把教育包起来,结果,也是一样的。因为,贵族特权无处不在。

总的来说,目前无论是李玲的“国家管起来”,还是仇和的“全部卖光”,两种医改,都和普通百姓“看病难看病贵”没有什么相干。差别只是李玲的方案,对于老百姓来说,是看病更贵,花了大钱还看不了病;仇和的方式是市场定价,花了钱还算看了些东西。你选那样?中国医疗行业真正的问题,是把两个不同的,互为对手的关键性角色要素,给重叠了:医院和国家医疗保障基金。医院应该完全市场化,而国家医疗保障,是不能把包袱甩向市场的!更不能牺牲商业医疗保险,否则,无论穷与富,有了大病,谁也看不起病!

关于“医疗和医改”主题文章有:

医改之中国医疗行业现状


医疗现状和医改进程,是一个迷局;是今天中国许多迷局中的一个。如果中国不能走出医改迷局,没有理由可以相信走出户籍、养老、教育、通货膨胀、股市圈钱、 房价高涨等等迷局。反之,如果医改正确走出迷局,无论是对既得利益的贵族,还是既失利益的小民,或者旋涡当中的医护人员,都将是或多或少的得益者,也可以 看作所有困境解决的开端;否则,这场博羿的结果,没有赢家。盛世之言,作梦时可以梦语几句,千万别当真。要讨论医改,首先要明确医患官三者目前的就医字的 生存状态,如果您觉得我说得不对,请调查取证后,纠正我的错误。

首先从价值流上说,目前我国政府以各种方式投入医疗的资金不算少的,相当于全国财政预算总额的20%左右,约8000-10000亿元人民币。但真正受惠 的,只是以离退高干为代表的600-800万人,消耗了这个投入的80%以上。这就是传说中,我国80%的医疗投入被0.65%的贵族公民所消费的表述 吧?

相应地,我国的医院可以分成四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是世界级顶尖的,大而全的综合性三甲医院;其中绝大部分是国有医院,但也有合资的乃至外资的,典型如协 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这类医院的顶尖与大与全,主要不在于国家投入过多少钱(资本金),而在于它们是公费医疗的主要受益者,可以获得最高额的、利润最高 的政府采购;这类医院占医院总数的1%左右,消耗了医疗资本金投入的90%以上,以及80%以上公费医疗(政府在医疗服务上的集中采购)。这类医院是天之 娇子,病源多得忙不过来,对于普通老百姓,除非你找关系托人情给大钱,他们还真的不愿意为普通百姓服务,恨不得别来烦他们。至于是否医药分离,于他们也是 无所谓的,他们的主要营业收入,并不依靠药价增收。

第二部分,是部分属世界级的专科医院;典型的如各地的肿瘤医院,脑科医院,特殊的治疗中心(医院)。这类医院占总数的4-5%。他们一般是属省市医疗系统 中的专科分支。中国的医疗系统,生下来就是为公费医疗服务的,各个行政区的卫生局,本质上就是一个主要为公费医疗而存在的行政性的“医院”。其中综合性的 部分转成中心医院、人民医院这类三甲;而共中专业性治疗类型较强的科室,90年代后纷纷独立成专业性医院,象口腔医院,肿瘤医院等。

就营业目的来说,一来 是为了减轻行政负担,二来,公费医疗对于质量的要求也很高,部分为社会治疗需求服务,的确,也可以减轻成本。这样,就形成了普通国民看病极贵,从而补充公 费医疗的隐性的利益输送。这也是大部分外资进入中国医疗界的主要渠道,象近来日渐时兴的移植项目、干细胞等等。它们的主要收入来自于治疗项目,因此,对于 医、药分离,也是无所谓的;但是对于医保定点待遇,非常在意,因为这意味着经医保的(被淘汰出公费医疗的前贵族)收入,一般说来,除非是国有的医院,极难 得到医保定点待遇。这类医院占总数的4-5%。

第三部分,是每况愈下的公立二三甲医院。这类医院与第一类医院是体制内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牺牲品;事实上是市场竞争中的被淘汰者。这一部分的医院,占了中 国医院的30%-50%。一方面,他们得不到主要的公费医疗份额,另一方面,普通国民也对他们持不信任态度。小量这种医院,通过对部分科室的重点投入,形 成了收费便宜于第一部分医院而质量接近的医务项目;依靠医托(在上海被定为非法)从希望获得第一第二部分治疗的医疗的穷人手中分一笔收入。但其中的大部 分,即使是医保向他们倾斜,驱赶普通国民到他们那里治疗普通疾病;但是,他们只不过寄生虫,白白消耗社会的投入而没有多少有价值的产出。

不相信的朋友,可 以自已去踩踩这些在你本地排一流以后的三甲,看看你的感觉是不是这样的:腐败的锈蚀的机器;在职者无精打采,专业技术荒废,等着退休;而离退者负担巨大。 整个单位,就是一个待死的病人,无论如何输血,都是死路一条。以高药价维持着并不高明的医疗技术收费,是他们唯一偷生之道。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医疗“不能 市场化”的呼声,除了部分公费医疗得益者,和部分幻想成为公费医疗得益者的蠢穷人外;专业人员方面的呼声,几乎百分之百来自这第三部分的死败医院。代表性 的人物,就是那个北大的李玲,据说是一个教授。

第四部分,占了目前医院总数的约50%,其中约5%-10%的私人诊所。这类医院也就是常说的社区医院、卫生所。由于他们没有重大的治疗项目,所以治疗方 面的收入有限;同样,大型的检查设备也有限,检验方面的收入也有限;两者合在一起,也就是经住院由医保而来的收入很有限。同时,甚至连诊金也是定在最低 档,因此,如果不是以药养医,这些中小医疗几乎铁定关门。反而是私人的社区医院由于收费以药养医的限制,因此,日子比原公有的过得要好。相比而言,我觉得 从求生的积极性上来说,第四类医院比第三类要更强一点,社会潜力也更大一点。

由此可见,一些人所谓的“国家包起来,用医疗经营减轻国家负担”,根本上就是这一次医改前的体制;就是因为国家包不起来,而公费医疗老干部待遇又不能不包起来,国有医疗形同国企大锅饭,老百姓看病就难,看病就贵了!看看一些人的高论,不由得让人想起《极力维护不公平制度的往往是受害者自已》!如果他们不是既得利益者冒充老百姓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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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改国家补供方越多,平民看病越贵


无论是李玲还是曾其毅主张中的一个重要要点,就是“由国家向医疗系统投入资金,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看上去,似乎没有任何破绽。但实际情况是,国家向医疗系统投入资金,是否能解决老百姓看病难在两可之间,而可以肯定的是,国家投入越多,老百姓看病就越贵!这个令中国人瞠目结舌的结论,也只能令中国人俄国人惊奇,西方市场经济社会,可以很轻松理解我这个结论的含义;因为,西方人很清楚,政府统包,意味着低效率;医疗系统,并不是公益系统。

其关键就在于,中国是社会~主义,所以社会眼光,并没有对一个行业中的要素以业务作用分割的方式进行分析。在中国人脑海中,医疗和医保是一家的,西方国家 公民看病便宜(传说中)也就是说医疗是公益系统。所以,即使是一些自以为了解西方的文盲学者,也大言不惭地建言,医疗应该“有保障式的公立医院和少数商业 性私人医院组成”。——这是百分百的文盲、经济盲论点。原因就在于,中国人的文化习惯,把两个不同的,互为对手的关键性角色要素,给重叠了:医院和国家医疗保障基金。

医院是商业机构,国家医疗保障基金才是公益机构这 个角色区分非常重要重要非常,一经重合混淆,结果就是国家投入的钱越多,老百姓看病越贵。原因很简单,国家如果不是对国家医疗保障基金投入资金,而是对医 疗机构投入,无论投入多少钱,相当于资本金的扩张。它可以带来更多的医疗设备采购,更高级的医疗服务能力,更多的医务人员就业,更多的医院;也就是更多的 (医疗行业生产设备),更大的国家对医疗行业的控股程度。但也正因为如此,需要从患者身上还本负息!国家投入越多,患者可选品种越多,但是基础病种就越 贵!

现在,有心的读者已经发现,今天中国看病贵,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上段所谈及的“商业经济规律”,在医疗领域不可避免地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我国 已经投入了太多的资金到医疗系统中,形成了太多的所有权医院,这些医院还本付息,抬高了整个看病的收费水平。一句话,钱,用错了方向。有些人说,让国家把 医院全包了,看病不用钱。说这话的人,一是文盲,二是没有公德心,三是没有良心。如果国家真的这样搞,医疗治疗费用无限制投入无限制工期望的特点,就会令 社会资源无法被所有人平均分配享用,最终,令到只有少数有权力的人拥有最大量的医疗资源:今天0.3%的公费医疗群体消耗了整个国家80%的医疗预算、 25%的财政预算,10%的GDP,就是这种所谓的“国家包起医院看病不用钱”论的,经过50年演化后的逻辑结果。而事实上,恰恰是这样的祸国殃民方式, 是那些攻击曾其毅医生中的暴民的大多数人的主张。以此观之,这些暴民,即使是以老百姓的根本利益看,他们到底是我们的敌人,还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某些特殊 利益者的炮灰?

国家应该投钱,但是钱,应该投向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他们是医疗系统的对手盘,绝对不 可以是医疗系统的兄弟单位、更加不能是同一个主管部门!如同企业中的会计和出纳、审计,是对手盘,绝对不可以是同一个人!换句话说,今天我国医疗的种种最 严重的问题,恰恰是50历史中上述错误认识在实践中的最终的逻辑结果。经济规律不可诲!只要医疗治疗是需要花成本的,经济规律就必定会以不可抗拒的方式惩 罚所有违背它的人,那怕,是中国人。

本博一直强调,任何有偿产出的行业(包括医疗),就应该实行市场体制,在竞争中维持最高质量,按质论价,个人自选;国家保底(国家投入资金,建立国民医疗 保障基金保底)。为了平衡更高层次的,国家不能负担的医疗需求,商业医疗保险的角度不可或缺,他们,同样是医疗系统的对手盘,是医疗服务的采购者、监督 者。

以此观之,读者可以发现许多争论不下的论点,其实是逻辑关系概念上的混乱,象最经典的“医疗不能市场化,医疗必须市场化”;争论者乌七八糟的文盲理由一箩 箩,但几乎没有一个人说出,对于医疗系统服务供应商来说,必须市场化(参看黑爵相关文章),而对于国家医疗保障基金,绝不可以市场化。

从利益集团角度看,医疗市场化完全不利于目前吃惯大锅饭的落后医疗单位;但有利于有竞争力的医院造大造强并最终形成连锁经营。因此,事实上落后医疗单位中 反对市场化的呼声是最高的,他们是反对医疗经营市场化的的最后堡垒。而这种呼声,很多又是通过那些以为不搞市场就可以获得公费医疗的愚笨无耻的暴民扔砖头 来表达,听上去,恍惚是“老百姓的声音”。另一方面公费医疗群体不希望帐目完全清晰,把医疗机构和国家保障基金混为一谈,对于他们拥有权力优势者来说最有 利,所以也乐得鼓励暴民,以换取“和谐”拖延的机会。这个利益关系,不特医疗,包括大学教育等其他领域,同样如此。这也是为什么笔者会坚决站在茅于轼、曾 其毅一边的原因。

本博不要求所有读者都做好人;本博期望的,是所有读者,都能够明白,什么 样的方案,什么样的期望值,才是你和你的家庭,真正的利益。期望不是越高越好的,过高的期望,总是意味着一无所有。不信,你发誓非林志玲不娶,看你当光棍的机会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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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其毅案例中愚暴贱民损人更害已的施暴


曾其毅事件中,对“看病贵还是看病不贵”的无聊争论,引开了对医改实际方案考虑焦点的注意力。我相信,既得利益者一定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暴民扔“砖头”,据 说,广州19位政治委员趁机就否定了曾其毅的建议,也就是说,“强化地方财政对当地医疗保障的投入”,泡汤了。这就是暴民捣乱对所有人的结果。最受伤害 的,恰恰是最贫困,真正值得同情的最穷的穷人。

事实上,“看病贵还是看病不贵”之无聊,就因为这是不同角度层次上的问题,专业供应者来看,看病不贵;而从病人负担者来看,则负担很重(贵),这才是曾其毅医生的观点。可惜,我国的一些民众,太容易被挑逗从道德角度去看待一个社会重要体制的变革,而不是从方案角度上去审视对自已是否有利;另外少数人,希望看病根本不用钱——神经病!

既 容易被挑逗,又是从道德角度之争论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非黑即白,立场非敌即友;表面上看来是是非分明,其实是糊涂透顶。两个必要条件组合在一起, 就形成了暴民的必要条件。说他们是暴民,是因为他们对老百姓的根本利益是有着致命的伤害,这种暴法实在是不适宜。笔者痛切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暴,而是他们毫无用处的暴,亲者痛仇者快。反之,如果是对方案的审核方式后,认定否的“暴”,原则上,我是支持的,至少,我会 持中立。

是要道德角度上判断一个事物是否应该暴,还是从方案利益角度去审核对方的主张,是暴的善恶着眼点,暴亦有道啊!如果是从方案利益角度,而不是去执着某一个人是“好人坏人”,我想,几乎所有人都会发现曾的真正的利益倾向。曾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是一个好官还是一个坏官,其实是无关重要。

其 实,笔者并不完全反对暴,有时自已也很暴,象张五常,许多人会觉得他是一个慈祥老人,但是黑爵是从他的方案逻辑着眼点发现这个人的邪恶,也发现这个人的不 学无术:象他最近说廉租房的“灾难”,理由居然是形成贫民村!是否会形成贫民村,这不是我要讨论的,我想问的是,一个经济性的问题,为什么会跑到一个市政 规划上的解答呢?事实上,黑爵对国民福利的理解是“保证人人有份”,所以廉租房并不是我理解中的最佳方案,我的方案是家庭租房补贴,作为类似低保的一种形 式。仅仅是廉租房问题只是博友引出的,并不能说明张五常观点的邪恶,他的邪恶之处,在于他对人民币低估的理由,还要把最大的牺牲者农民搬出来作为正方根 据,这是绑架!同样,也不是从经济学的根据解答经济学的问题,论证着,就跑去抢占道德上制高点,违反了一切游戏规则。当对方不愿意按游戏出牌,又不正当利 用传媒优势时,我认为暴,是合理的选择,至少可以逼使对方考虑把人逼暴的代价。

曾案中,这些暴之不当,更在于其蠢。这类暴,是要坚决反对的,并尽一切可能打击之,否则,中国一切进步,一切体制的改革,都会在盲目的暴中花为乌有。我们 的所有进步期望,只能等这些暴民全部老死,或被第三方全部杀死,新的暴民没有再出现时,才有可能继续改革进步的真正大业。否则,任何进步所必须的方案,都 会在模棱两可的“好人坏人”的立场定性争论中,被和谐地无限制拖延。这种情况,在我国已经发生了不止一次。

不要在善恶争论中无限地浪费资源,我们老百姓,需要的是确实可行的方案!我们自已不能盲目施暴,也不能坐视“已方”一些人盲目施暴,损害自已(老百姓)一方的利益。《吴起兵法》中强调“阵乱者斩”(扰乱自已阵形的人必须立即杀了),就是对这种“热血”的回答。其实,曾其毅本身的主张也不是尽善尽美的,他隐含着部分危险的假定诉求,而且很容易被中国人忽略。同样,这个与李玲方案类似的危险倾向,因为暴民的之暴,分散了注意力,以致于对他的主张的合理处与不合理处,完全没有办法展开探讨。

2009年4月13日星期一

医疗伦理陷阱:死亡,保险,和中医


今天许多人指责是医生贪财过度医疗,实际上这是医患双方的愿打愿挨。站在患者一方,”只要有一分希望就尽一百分努力“,希望总是有的,只要有钱就行,百病 之下无非是多器官衰竭,就算所有器官衰竭,现代机器仍然可以让植物人活得象化石一样长,只要给钱就行!所以这句话就变成,“只要肯花钱,就会有不止一分的 希望”,能够不变穷光蛋的家庭,在这样的医疗伦理指导下,没有大智慧,实在是不可能的。

站在医生的角度,就算是千夫所指的哈二大”天价案“,医生又做错了 什么?什么也没有做错!现代医学就是一个花多少钱会有百分几希望的概率工程,所有人到了医院,除非看中医,否则都是这样的结果:”治疗要花多少,成功的希 望是百分几“,对于癌症,一般就是花多少万,有百分之二三十希望可以生存期三年,四年,五年……,反正是苟然残喘的生存,每一年都是多少万就是了。

这就是现代医学,医生给患者选,患者选了,医生按治疗规程治疗,是医生的选择还是患者选择?非亲非故有谁会说“反正是要死的,建议别治了”?医生这样说的 话,恐怕不是象现在担一个”黑衣天使“的名,只怕当场就给”充满正义的"中国患者家属打死了!就是沾亲带故,又有谁敢这样说?但事实,谁都知道,这是唯一 的选择!最终的选择!只不过是等钱花到什么时侯为止才作出这个选择而已。怪谁呢?怪政府,政府包不了,更不能说“老百姓自个死吧”?怪患者?追求自已生命 延续是人类的天性?怪医生?医生只是在做他的专业教他做的东西?怪谁?好了,大概只能怪美帝国主义不天天送几十亿给中国人治病了?但是,也不够啊!永远都 不够!

只要把治疗重点放在尽可能延长人的生命上,医疗就是一个多少钱都填不满的洞,永远都不够。但为什么西方国家象美国德国日本,就没有落入这个陷阱呢? 两个关键,第一是他们的政府没有把这个医疗包起来,而变成是个人的选择;个人的选择通过健康顾问提前购买商业保险。所以尽管西方人也面临着生命无价的伦理 压迫,但后果没有这么严重,他们的问题变他人(或政府)是不是一定要花无限制的钱救这条“无价的生命”,而为这条“无价的生命”自已是不是预先买了有价的 保险了。不过,这条路已经给卫生部长偷换概念的一句话堵死了:中国比美国制度更好。这里懒得和高部长争,反正聪明人不用争也知道高强偷换了什么概念,蠢人 说明白了他更糊涂,反正,中国没有走出一条路来,西方的成熟的路不能走,这就样。(既得利益是如此顽固,奈何?)

中国呢?政府把一切包起来(实际上是为自已少数 人服务),把商业保险往死里打压,连社会保险也是自已派一批发誓永远不会变贪的能人(不过亏损亏空水平比谁都高)变成一个国营的特别税收专项基金管理队。 结果,就不得不面对这个医疗伦理缺失的后果而不能自拨。这是中国传统医学认识的缺陷,(把西医当中医,以为是没有成本的);也是社会主义体制的致命缺陷, (否定了个人的财产选择权,就背上了无限的责任),也是生命价值观的缺位,这是中外一致的。这个,就是医改失败最根本的原因。看现在的宏传大略,没一条跳 出这条魔咒的束缚,所以,医改“新政”的失败,也在意料之中;如果不失败,那才是怪事。

事实上,如果说生命是大自然的最伟大的发明,那么,死亡就是生命最伟大的发明人类和所有生物,都是通过死亡这种技术,走向种族的永生的否定了死亡的意义,就否定了生命的存在。死亡并不可怕,人终有一死,只在于在合适的时侯以合适的的方式去死。What is my time? 呵呵,我也常常问自已。正是由于错误理解了死亡,对于生命的含义,一些人以道德的名义,令中国医疗落入了无法逾越的伦理陷阱,《医改必然失败,正是为了让所有人看得

跳出这个陷阱的必要的条件有三个:
1)认识适时接受死亡伦理可能的必要性;
2)建立提供大数偶然消费服务的医疗保险体系;
3)中医、气功等辅助医学,可以作为现代医学和保险体系都无能为力的一种尝试性选择;强调,同时并不仅仅局限于濒危姑息治疗。事实上,西方社会担任“中医”在这个时侯的角色的人,叫“牧师”,当然,也时常收获到祈祷上帝的奇迹中国人不信教,这样一个光荣任务,似也只能是中医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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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全文《无法逾越的伦理陷阱,医改必定失败

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最终都会面临着这样一个难题:我们的某一个难以割舍的亲人,面临着要么整个家庭倾家荡产,要么很可能是短期内死去;但倾家荡产的结果, 却只是若干分之一的机会可以多活两三年,然后面临下一个加倍的倾家荡产,……,这是一个没有其他结局的游戏,无论你是有公费医疗,还是有社会医保,除非是 少数高级干部由全国人民的税金一包到底地治下来去,否则,无非是早几年迟几年走到这一步。而有多少人可以得到国家财政的一包到底?这也是一个零和游戏:享 受“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人越多”,就有更多得多的贱民更早的因病而贫,因贫而病,因病而死……。

这就是现代医学的治疗逻辑。的确,今天现代医学在生命科学的支持下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许多过去的绝症,现在只要肯给钱,就可以一点点延长生命,……但最常 见的情况却不是治愈,而只是苟然残喘多两年。有人声称,人类可以活200岁,It is true!但这只是指人体本身这个完美的工程设计保留了最多达90%的损耗裕量,而事实上生命史以来的人科动物成年体平均生存年龄只有……20岁!人体是 为毫无问题地活到20岁而设计的,而不是活到200岁;一个木桶能装的水以它最短的一条边木为限,而不是以最长的一条为准;所以打死一个人不需要开几百枪 炸个稀巴烂,只需要往致命的器官开一枪,把这个“木条”变成零,……人,就死了。疾病对人的攻击,同样如此。

所以,今天人类的生命已经远远超过了“设计寿命”,人类四十岁,是自然寿命的极限,对于只能靠传统医学治疗的古人来说,四十是一条槛,因而“知命”,也就 是知道什么时侯该死了!读读三国志,你会发现里面的知名人物大部分在四十上下就一命归西,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完全依靠中医的时代,是名符其实的。

人体本身的自然设计,在进化过程中有好处,就算是一个有先天性心脏病人的原始人,它的心脏代偿,也足以让他在死前传宗接代,因为它只需要承受20岁的生命 负担。而今天,它却令有病的健康人自以为没有病,等到病一来,就已经是失代偿,这时依靠现代医学去修补,就象一条穿了七八十个洞的自行车胎,补不补,其实 也走不了多少路,反而是每补一次要花的钱就更多,足够买几条新胎了。如果是医疗,就是一个老病号救了又救,所花的钱,足够救回几十个孩子的性命了,偏偏小 孩子生病遇险,总是在老人的后面!

这就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要面对的难题,也是整个中国社会需要面对的难题。一些人口口声声说政府要包起来,其实质不过是自私自利的责任上推,要政府特别关照他自已那少数几个人!减除政府中人也是自私自利的因素,就算剩下大公无私,又能怎么样?生 命无价只不过一句话,每补一条破胎(救一个风烛残年的病人)一次都是真金白银的十万八千人民币,还是打了折的,钱,从那里来?!政府当然有责任不让整个国 家民族因病而亡,唯一的办法就是躲了。所以老百姓因病致贫,没钱看病,并不是政府的错;“让老百姓看得起病”,也只是一句不切实际的空话,无论做多少事, 老百姓都是最终会看不起病的。

不但政府是这样,老百姓自已个人何偿不是这样?尽管许多时侯不得不掏钱救老人,但是如果可选,是救孩子还是救老人,恐怕绝大多数人选的是后者,牺牲自已, 倒还是更容易一点的选择,如果可能的话。但钱都让老人的病花光了,那是肯定要花光的,孩子在那漫长的成长中,怎么办!这时侯,唯一的办法,就是一个个哭穷 了。而事实上,更多的时侯是老人家自已牺牲自已,拒绝就医,而儿女们在社会传统医疗伦理的压迫下,不得不一步步地违背老人自已的意愿,一步步向陷阱了跳! 一个个家庭往陷阱里跳。许多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但不得不同归于尽,这就是中国人的可悲,也是医疗伦理缺失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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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中国国家和人类社会都在因病致贫
让政府包起来是极端自私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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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伦理陷阱:家庭、国家和人类社会都在因病致贫


因为专业的特点,令笔者具有低年资医生的临床医学知识。职业的背景,商业的角度,也令我对于今天的医疗环境有着比一般人要深刻得多的认识。事实上,当任何专 家打算居高临下给笔者上课时,他最好先问问自已有没有这个资格。相反,很多时侯,我倒是给专家上课:如何组织医疗业务流程,如何使用新的技术设备治疗病人。

我们的主体业务是医械 设备服务。不过销售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也不是利润的主要来源。原因是中国的医疗市场非常封闭,医生都只是面对自已熟悉的几个医药设备代表,以便收回扣时 更加安全,从而令到整个中国药品和设备市场根本就只是面对苦干万个为医生拿回扣服务的“私人代表”,这条渠道之细长,是药品终端价格高昂无法降低的原因。 有些外行,以为严打就可以消灭这种利益链。其实你越是严打,风越是紧,这条链就越细长,越紧密,结果,药就更贵!相比之下,我们的设备由于不涉及处方,所 以情况要远较药品(这里说的是处方药)轻微,不过也受到严重的影响。

这种情况,令我们本身无法展开营销,而且,从海外获得高利润边际的产品也不是我们的强项。所以,我们主要的业务是收集目前各个医院多出来的设备,包括设备 时段,以有偿的形式用之于缺乏条件的医院,既增加了设备的使用率,也得到了我们的收入。由于二手设备涉及到许多条文限制,所以我们本身不能把设备卖到对方医院 里,只能是以甲方放盘,乙方(我们)组织,而丙方有偿租用的方式经营。只有很新的设备,才能由甲方直接卖给丙方,我们收点中介费;不过,其实,所有维护工 作都是我们做的。

由于这个原因,暴利与我们无缘,我们赚的是辛苦钱。不过业务的空间是很大的。由于人民币本质上是严重贬值的,只不过是用利息作为代价关在 银行里,一旦有获利机会,就会哗啦地涌进任何一个角落。因此,中国同级医院在设备上的一窝蜂重复建设、对进口设备重复采购是非常严重的。这样就造成了大量设备的闲置,当然,GDP数据 也上去了(并不仅仅是医疗,各行各业都一样)。这也就为我们提供了通过知识劳务介入把设备盘活而没有触犯任何为垄断而设置的部门法例的业务空间。

在我眼里,医疗只是一个有偿服务的价值产业圈,如果你说它要无偿,那么国家财政就要补齐“无偿”而缺失的产业价值(当然也就产生了垄断和浪费)。说道德的 大道理是没有用的。现代医疗发达,却是用科学技术修补人体衰老后的那一台破机器,(人体可以看作一台机器),维修成本越来越大。当生命无价成为医疗的名义 标准时,这个走向无限大的成本,如果不是落在个人身上,就是落在国家财政的身上。无论是落在那里,都是无法承受之重。只有别有用心且丧尽天良的人,才会否 认这个事实,脱离现实大谈道德义务。

今天,就碰到这样一个实例。一位病人在肺部手术后陷入了呼吸衰竭,呼吸窘迫综合症;血氧急剧下降,肺出现积水,导致呼吸功能进一步恶化,这是一个恶性的循 环。上了呼吸机后(使用传感器和脉动气泵代替人工呼吸,供的是氧气),身体供氧情况渐渐稳定(如果供氧压力达到100%还不能止住呼吸衰竭,人就死定 了)。人体有很强的恢复能力,一旦走出衰竭,就会出现快速的恢复(很象股市的急跌反弹)。但是时光推延,恢复的动力曲线就会渐渐走平,也就是见顶了,没有 恢复的空间了。

非典的时侯,钟南山也没有找到什么好办法,也就是上了呼吸机对症处理,加紧吸痰,挨过了五七天后,病人自愈,肺功能恢复,也就是这样的,连 皮质激素有没有作用也不知道;非典就是这样战胜的。有些人说是中医战胜了非典,他们不如吹吹秦始皇是如何战胜日本鬼子的。眼前的这个病人,麻烦就是他的恢 复空间没有了,肺通量达不到25%以上,结果带着呼吸机“很健康”,脱下呼吸机就“很没有希望”,钱呢?在ICU里上呼吸机,一天5000-10000 块。各位,所谓的哈尔滨天价案是根本不存在的,在ICU里救死人,和在医院里治活人,根本上就是两回事。可笑的是,有一些人说非典是“中医救了中国”,笔者还真不知道,原来呼吸机是中医发明的!(笑笑)

这个实例,麻烦了!停吗?象是杀人;不停吗?一天一万,病人家属受不了,所谓因病致贫,大概也最后碰上这种情况;医院发善心,也不成啊,基本成本也起码是 一天3000-5000,谁受得了啊!一些无知无良的人就一定指望“国家”,却忽视了,“国家”也不是能下金蛋的,所谓国家,无非是从更穷更无助的人里抢 钱而已。沙龙倒是有着国家支持的待遇,如果中国到处都是沙龙的待遇,(今天称为公费医疗),试问这个社会能承受吗?所以呢,各位小老百姓就看不起病!

这就是一个价值陷阱,一个决定医疗的伦理的陷阱,中国的文化,以及中国的社会体制,社会价值观,生命观,没有能够跳出这个陷阱。换句话说,中国生命伦理落入 现代医疗陷阱;这个陷阱的结果就是对病人投入的无穷无尽,而永远得不到医、患、社会任一方面的满意。这个结果,如果不是一个个家庭因病而致赤贫,就是整个 国家整个民族因病而贫,最终全部走向灭亡,——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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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9日星期四

医改阶层利益博羿之乙肝歧视


本文原来是针对我国行政的舆论管理习惯,“让社会只有一个声音”,扫清行政阻力的做法。其实,社会的“行政阻力”是一种纠错机制,非常重要的。这就是原文《只允许一种声音,总是意味着灾难》的原因。但是该文把主题,股票投资,和乙肝歧视混在一起。目前针对医改,这篇文章被用作医学类引用,因此就针对乙肝歧视的社会问题,作一个不同利益阶层的分析总结。这个问题,也是很多朋友关心的问题。

在《政府国民福利缺失和政策责任推卸》一文中,笔者讨论了乙肝歧视的真正内在原因,是政府对乙肝问题回避了社会责任,而让社会自然人和自然法人,感染乙肝的人,和没有感染的人,共同承担所有后果。当然,也就被基本的人权健康利益所抵制。或明或暗,反正是无法抗拒的方式进行抵制。站在政府的角度,向乙肝人提供特定于乙肝的社会保障,事实上还受到《无法逾越的伦理陷阱》,稍不留意,政策就会变成《寻租腐败定律》陷阱的帮凶,违背了《社会保障客观规律原则要求》。举个例子说,“肝脏移植”列入医保项目,得益的只是极少数有办法让医保逐项审批的“高级患者”;完全就是牺牲医保普通投保者,为国营三甲肝移植项目增加收入的“善政”,在大量易于医治又危及生命的如小儿先天心都不能完全划入医保时,开这个口,就是寻租腐败的一种体现,————令少数有权力的人先得益!

那么如果乙肝“国家包起来”,包到什么程度呢?全部包下抗病毒治疗?中等套餐人均年一万元左右!中国有多少患者?至少九千万!换言之,一年需要 至少九千亿!而且,抗病毒还只是初步,以后还有部分肝癌化,部分肝移植……,总要有一个头!对不对?答案就是不可能!但是政府包不起来来,就应该把责任推 给社会?让无辜的公众去承受无穷的道德责任?自相残杀?政府对社会的服务责任是不可推卸的,把乙肝社会冲突的问题按下来,见话题必删,不允许各方讨论(其实是协商妥协方案),政府却又没有能力掏银子解决问题!这样,最后是双方的怒火都会喷向政府,政府才是大输家!

如果政策真的关心乙肝患者,就不应该一推二五六让用人单位承受乙肝传染的风险成本, 甚于歪曲世界卫生组织“在同一餐厅用餐不会传染乙肝”的话,成为“乙肝不会通过消化道传染”,尽管实验统计数据证明在中餐共桌包含中乙肝感染者的比例达到 59%,而分餐后传染比例只有17%,铁证如山,却还在咶噪!假如政策真的关心乙肝灾难,应该免费接种乙肝疫苗(才多少钱吗!),特别是对新生儿;对于 30%左右的抗体不明显群体,应鼓励分餐饮食专用,降低乙肝传染风险,所谓“歧视”自然消散。

乙肝确实是可以传染的,但非 要被政府中一些舆论管理者宣传的那样,说成是“不会传染”;无非是希望把本应政府承担的救助责任一推了之。本应是政府作为的对乙肝患者的救助,今天,被真正不作为的推向社会, 把公众对于乙肝的预防,诬为“乙肝歧视”。大概,和在股市中,把散户诬为过度投机,属同样的性质。明明很容易传染的病,被一种声音说成不会传染,会是什么后果,不言 而喻。在这个社会,也就只能各安天命了。但是人们保护自已和家人健康的动机是最坚强的,甚至不惜付出生命。那么这种担心,难道不会对乙肝感染者带来进一步 的不利?

关于乙肝感染,懂点医的都知道,乙肝是会传染的,1.5亿抗体阳性,等于说几乎100%的国民已经被感染过!(乙肝成人感染只有20%转为慢性感染者,即 俗称的大小三阳;儿童相反),而乙肝慢性携带者,最终转成肝硬化、原发性肝癌的比例,也达到30%;(儿童感染者高达50%)。乙肝没有经消化道不能传染 的证据,并讹解为乙肝没有经消化道传染的证据,(当然,两者都没有证据),这里,指的是proof;但是乙肝与消化道传染有关的evidence是有的 (不是学医的人,很少能理解循证医学的证,是evidence,不是proof),那就是统计表明,与乙肝感染者共餐,感染机率是57%,而采用分餐,感 染比例明显降到到17%。不但如此,乙肝预防只是机率预防,不但易于失效,就算是新接种,预防有效比例也只有60%不到!

那些动不动就说“乙肝传染”是不懂医的人,就少跟我提那份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说乙肝不会传染的篇子。人家是说“在同一个餐厅中就 餐”不会传染,可没有说过不会经消化道传染。如此说来,艾滋病也是不会传染的,你和艾滋病人同床也不会传染,只要没有发生性交!乙肝是否会传染,纯是一个 医学问题,一个科学问题,用实验统计数据说话。世界卫生组织,根本不是一个科研组织!有些人,大概还是习惯于抛权威忽悠中国人习惯了,以为世界组织比中国 更大?真是可笑!一些人一定会骂一通后说“打了预防针”就安全了。对此,我补充一句,乙肝疫苗有效期只有三至五年,并且,只能把感染概率降低一半;而且, 有至少40%的个体,对乙肝疫苗不应答。当然,从医学的角度看,不易对乙肝疫苗应答者,对于乙肝病毒也不易感染(感染是一种对病毒信息的应答机制)。

乙肝歧视在过去几年中,以“肝胆相照”网站社区为代表进行了几年的公关项目,并部分得到了温家小宝总理的支持:“你认为自已的要求合理,就向社会提出来”,这是符合本博《大声声明我的利益在这里》的社会观念的。温家宝确实是一个有民主人权意识的总理!但是,乙肝人社团,是不是也就应该听取一下健康人阶层的利益呼声《我的利益在那里?》?而不是,一味调动道理的《中国式诡辩》,要压倒社会让步?说句不好听的话,“如果贵方有压的力量”,还需要“呼吁”嘛?你们倒是压了,成功了吗?社会让步了吗?你们的处境改善,还是恶化了?道理很简单!社会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健康权本来就是基本利益的人权的一部分。《无私就是极端的自私》,极端自私地让强大一方“单方面让步”,除了让比你强大的博羿对手高度警惕贵方的企图,还有什么效果呢?

寄语乙肝群体,参考六祖禅语:“汝心何安,为汝安之”。社会的进步依靠互相体贴对方不安之处,而不应运用《中国式诡辩》压服对方。让中国社会知道乙肝群体的困境,有效的隔离,不高的隔离成本,可以有效防止乙肝的传染;同时让中国社会,知道乙肝不是一个“包袱”群体,你们也可以创造与正常人一样的价值。结成群体社区(遗憾,中国尚存党禁,不能自由结社),更有效推销这种价值;乙肝人的社会处境,当会一天好似一天。举个例子说,增加一点点预防的成本,成批招用乙肝人,用于一个封闭单位作用中,而获得相应的薪水上的适当让步抵销预防成本。同时团购相应的医疗服务。笔者敢肯定,这样的老板一定有!

类似的博羿也广泛存在于,象户籍制度这样的社会争议上,笔者的观点也类似,《户籍制度恰恰是民主人权在无自治权社会里的体现》。总之,民主中国就不要老期望《道德口水仗》的《君权裁决》,要学会与不同利益阶层的群体互利协商、妥协。可参考本博《大学无书》系列博文。


穷老百姓看病贵养活了公立医院和公务员公费医疗


医改本质上是一 个行业业务流程的重组,也是相关利益群体的对有关医疗利益的重新分配。归根到底,对于医疗现有体制的不满意,客观上的原因是廉价而无效的中医的式微,与一 分钱一分货的西医变成了医疗最根本业务。两者在价格和成本上存在着日益严重的冲突。而主观上,则是以公费医疗受益群体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且变本加厉有直接的关 系。

分析一下目前医疗体制下的利益流:政府收了税,一个子儿没有投入到公众的医疗保障里,反而通过体制手段,把体制内的公费医疗负担转嫁社会。有根据显示,目前所谓的公立医院,90%的开支来源是社会医疗消费,同时承担了几乎全部的公费医疗任务。换言之,是没有医疗保障的老百姓,养活了整个国营医疗体系;同时让几千万不能杀猪拥有超越医疗保障水平的公费医疗;————试问,老百姓看病能不贵吗?

更进一步, 名为医保,实际上是再次转嫁所谓的公有体制内的下岗人员负担,而作公有体制机构受益人的国有资产,一个子没有投进医保。而本来,应该是国资为原下山岗人员为进 入医保投入基本保证金,才能象社会投保人员一样享有医保统筹待遇。这样做法,何止是甩包袱,根本上就是转移负担!

再进一步,把医保作为一种特权经医保局 审批,实际上是对社会弱势群体在交了钱后,进一步受到剥夺。这些人相对更大量的体制外国民,已经不完全是弱势了,尚且如此。因为,相比于国营单位人员,普通公众市民,是距离权力中心待 遇来看,是百分百的弱势群体。所谓看病难,看病贵,我们可以看到,国有喉舌叫嚷的时侯,是以普通市民农民的名义,到实际受益时,就主要是国有企事业单位的 取而代之,成为“受害的老百姓”。平心而论,这些前国有企事业单位被淘汰出特权阶层的成员,谈不上是受益人,但也绝不是受害者。

在了解了这 一个过程后,就可以发现,实质性的问题,仍然是国家以制度强迫性的手段对公众剥夺,然后以公共定货的形式首先为自已群体服务,严重侵害了国家政府特权群体 外的公众利益,是目前我国医疗体制的最深层因素。不切断这一利益剥夺与输送体系,医改无论如何改,只不过是改而不改。但要切断,呵呵,据说既不可以闹革 命,也只能寄望于特权群体的良心发现了,那是一批传说不是人的特殊材料造的东东。

而要切断这一体制,关键地方是两个被一些国有喉舌故意混淆的两个步骤:医疗行业市场化,和社会医疗保障财政投入; 缺一不可。一些别有用心的国有喉舌和所谓的专家,如果不是用市场化为借口拒绝让收足了税的公共财政承担社会责任;就是嫁祸市场,以国家完全垄断的方式,为自已作为垄断代理人的利益服务。中国传统文化习惯性地,也总是利用文盲愚民的仇富心理,让企 业在纳了税后去承担本应是国家承担的义务。能否看到这两个步骤上的体现,完全可 以预见到所谓的医改的成败。同样的,从专家的话中是否可以看到这两个关键步骤的影子,也可以知道,在医改问题上,他是真的专家,还是假的专家,或者,只是不知所谓的业余意见中的一分子。


以下是新闻摘录:(记者 林靖峻 王小明 见习记者 吴璇坚 李斯璐)新医改方案出台以来引来多方关注,各有褒贬。昨天,记者独家专访了参与医改讨论的中华医学会会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教授。钟南山认为,新方案 给未来的医疗改革定了宏观方向,甚至可以适用50年,但实际操作性稍差,很多细则仍需在大框架下进一步制定和完善。

  政府不投入医药难分家

  钟南山认为,要真正做到医药分家,首先要解决公共卫生和城镇医疗的公益性问题,所谓公益性的实质问题就是医疗的主要经济支撑要靠政府投入,如果政府不投入,根本谈不上医药分家。

  钟院士直言,过去之所以医药分不了家是因为医院的生存很大部分是靠药品的收入,如果政府能解决这个资金来源,医院根本不需靠药费维持,医药要分家自然能做到。

  对于新医改方案提出要提高医疗收费的比例,钟南山认为“很有必要”。他说,目前中国的医疗体制是体现不出医生的价值的,改革后医疗项目收费比目前提高3倍是比较合适的,否则也解决不了问题。

  另外,他认为中国应该建立和健全医护人员考核制度。现在中国城市的医生足够多,但真正合格和优秀的不多,采取考核淘汰的制度非常必要,考核不及格就不能当医生。

  基层医院待遇必须提高

  对于新医改方案非常重视“社区首诊”的问题,钟南山认为,绝对有这个必要,但同时承认这是一个瓶颈,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关键。在中国,看病往往出现“倒三角形”现象,市民无论大病小病都信不过小医院,看病全部集中到大医院,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

  要解决这个困局,首先是政府要基本解决基层医院的设备和待遇,这是前提,否则根本没人肯去。第二是引入有志于在小医院研究和解决问题的人才,并 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培养,而不是大学毕业后才培养。“现在的医疗体制和大学体制决定大部分学生一心只想到大医院工作,完全没有去社区医院的心理准备”。

  作为医学院来说,应重视社区医院人才从大学入学就开始培养。钟南山主张大学建立“全科医学系”,从大一开始培养适合为社区医院服务的医生。另 外,还可参照温家宝总理今年在人大提出的“免费师范生”方案,给有志于到社区医院服务的学生免费读书的机会,等他们毕业后到大医院轮转两三年,有基本知识 后再到基层服务。

关于“医疗和医改”主题文章有:
中国医改路在何方
无法逾越的伦理陷阱,医改必定失败
穷老百姓看病贵养活了公立医院和公务员公费医疗
医改补供方给医疗系统和医生越多钱,看病越贵
现存所有医改方案都将归于失败
医改失败的原因“是为了所有人看得起治得所有病”
医改阶层利益博羿之乙肝歧视
中医争论可能被“假大空”的医改方案恶意利用
鸡鸭联婚之医改:“医疗之改”与“医保之改”
供需倒置的医改,唯望市场经济的公平

2009年4月8日星期三

市场化是医改的唯一出路

新浪文章原址:《医改路在何方

 要看中国医疗路在何方,就先看看今天中国医疗的实际运转格局;看它的主要的资金流是如何构成的。中国医疗的主体是政府投 资的垄断地位的顶级医院,主要业务对象为公费医疗,由政府的税收支付;老百姓药价贵,看病贵,主要原因就在于政府非但没有在基层医疗投入,很可能还通过药 价差价弥补巨额公费医疗为医疗系统带来的亏空。换言之,这是一个政府投入自已(人)用的闭环资金系统,并通过垄断的市场地位为这个闭环的差额弥补差额,减 轻政府对医疗的负担同时公费医疗这个特殊利益群体,不可能大,只可能小;不可能扩大,只可能缩小。今天的社会矛盾,由此而起。另外,全面地说,政 府的医疗投资也有一部分不是公费医疗,而是全社会传染病的预防,是全社会受益,而且成绩不错,中国人特别是城市人口寿命官方统计平均接近70岁,很大程度就是托这 项善政的福;(农村人口平均寿命,估计有很大的水分)。但它和我们一般说的医疗没有什么关系。

在这个基本的行业架构下,医生和药商的位置都非常尴尬,一方面是这个主要为公费医疗而存在的行业中的运作者;另一方面,作为运作的一部分,就必须消解由此 而来的社会矛盾,不妨看作是一项政治任务。办法就是通过限制医生诊金,限制医生通过真实的劳动价值攻取报酬,而不得不通过药价差额和治疗费用来弥补在诊金 上的损失;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医患的矛盾。因此,依靠医生的“职业道德”解决今天的医患矛盾,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显然,这是一个历史遗留的错误的行业架构,但是它可能在短期内消失吗?高强陈竺不是说要大力加强社区医疗建设吗?我的意见是有可能,但可能性很小;既然已经形 成了一个垄断的既得利益阶层,又不能实行大规模的变动,那么任何改造都只能是慢慢来。卫生部长的话可以理解为:政府已经看到了问题的症结,但这个建设社区医 疗,更接近于是平息民怨的办法,而不是对这个行业重构的方法。要把“中国医疗路在何方”看清楚,首先就在明确目前这种政府收取税金然后自用自足的“行业模 式”是不对的,那怕不用老百姓通过高药价补贴也不对;因为,税收是老百姓上缴的,不应该只是用到一小部分人的身上。明确这条不对,就可以说下文了,否则; 就此打住,没有什么可说得了。

而解决方案显然也不包括把大医院拆掉。始终这些投资巨大的超级医院不但是历史建设的成果,也是中国医疗主要的技术来源。事实上,解决方案之一要点,卫生部已经说了, 而且已经说得很合理:建设真正有效的基层医疗保健网,取消这些大医院的垄断地位,让他们不是无所不包也无所不能包,成为基层社区医疗网的支持者而不是业务 的鲸吞者;而是成为大病所治的医疗中枢。把现在主要用于公费医疗支付的投入转到社区医疗上,同时也就可以解决公费医疗所造成的真空;以保健预防为主,比有 病才大治特治更有社会效益,也是医疗界的共识。而政府也不宜再把大量资金投入建设超级医院;医院就是企业,让市场决定大医院的优胜劣汰。目前这些位居行业上游 的大医院是不用担心资金来源的,只要政府不打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小算盘,只要有需要,只怕一年一千亿美元的社会和国际资金都不在话下。这种败家现象,不能再继续。

所以一句话,中国医疗的解决方案只有一个,就是政府投入支持和建设社会基层医疗保障,而放开医疗行业上游的超级医院;无论是上下游,都是市场化,政府只是 提供支持(包括对社会小医院的小额贷款支持);取消不同社会群体的财政提供的医疗保障差别,即,取消公费医疗,合并入社会医疗保障。有人说中国医疗失败就是因为市场化,实际上,失败的是垄断下的大医院在市场的名义下对基层医疗的侵吞,扩大 自已的垄断地位,这根本不是市场化。准确地说,是垄断的医疗行业尝试市场化的失败;而不是市场化后的失败。需要警惕的是,一些极左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极力妖魔化市场,作为维持社会特权的无耻手段!

政府对社会基本的医疗保障,另外还有对老红军、老革命老干部等等的医疗补贴,暗补改为明补,由政府预算定出适当的规模设定这个那个的专项基金,相信没有什 么反对意见的。公务员的公费医疗属于政府人事费用,不应归属于卫生部;由各级政府自已定出费用向各级和地方的医疗系统支付,爱什么方式是他们的工作职权范 围,只需要方案当级人民代表大会同;是好是坏,至少,社会各界对于这些钱到底是多少钱,该增还是该减,都会有一个意见。(现在是一个暗数,只能假定是他们 昧着良心全吞掉了)。最后,就是还医生医疗服务专业技术职业者的真面目,不要让他们扮天使,来行使社会矛盾的安慰者;诊金该多少就多少,他们自个定吧(律 师事务费一般),只需要制定法律监督,确定失职失责和暂时白痴状态下造成的损害的责任的赔偿方式,这也是规划市场秩序。各个市场因素中产生的风险差额,就 是保险业务介入的机会。

这样,市场化调节的平台搭好了,医生,政府基金,商业基金,药厂,基层医疗;上游大医院等等各方资源资金都可以在游戏规则下参与市场运作、竞争,各司所职,各有所得;医疗问题自然就搞好了。而前提下,政府不是管太多(搞垄断),只要把不该花的钱花到该花的地方就行了。

关于“医疗和医改”主题文章有:
中国医改路在何方
无法逾越的伦理陷阱,医改必定失败
品谈钟南山意见:新医改方案方向正确实际操作性稍差
医改补供方给医疗系统和医生越多钱,看病越贵
现存所有医改方案都将归于失败
医改失败的原因“是为了所有人看得起治得所有病”
乙肝和乙肝歧视,只允许一种声音,总是意味着灾难
中医争论可能被“假大空”的医改方案恶意利用
鸡鸭联婚之医改:“医疗之改”与“医保之改”
供需倒置的医改,唯望市场经济的公平


中医争论可能被“假大空”的医改方案恶意利用

原文:中医争论可能被“假大空”的医改方案恶意利用
为中医辩护:不要用他方定义诡辩
各位博友都请楚,本博是不信中医的。事实上,任何人接受了本博类似的知识教育、职业履历后,都会有“不接受任何神秘化解释理由”的本 能。这种方法论,要求整个世界必须是可逻辑解释的,可重复验证的;或者,在不可解释的事物周围,达致可重复验证的界限为止,设立一个黑箱体。黑箱体,是现 代科学方法论,将“神秘未知的领域”,与已知世界联结为逻辑统一的基本利器。因此,一些朋友说“科学不能解释世界上所有事”,那是因为他们不懂科学(方法 论)的逻辑。因为科学,本身就不需要解释整个世界。

也正因如此,“要求了解中医才能反对中医”,“要求精通传统文化才不能拒绝接受传统文化”,是颠倒了因果。类似的逻辑错误,广泛存在于中国式的诡辨争论之 中。本质上,争论者并不是在“摆事实,讲道理”,而是在“摆架势,讲道德”,争夺对事务的裁判权。至于裁判结论是否谬论,本身无关紧要。中国,是一个道德 治国、等级社会的传统文化;文化,为此目的,存在了两千年。

不理解科学的辩证法,不理解黑箱(blackbox),即无法进行统计治疗效果风险概率的不确定性;不单单是在中医这类问题上,在各种社会问题上,中国社会的争论,无论初衷是不是出自民主观,最终, 却总是陷入道德制高点的争论,以及神秘化证明的矛盾自证的误区。争论者,大多数着眼于非黑即白的绝对裁判权,而忘记了,自已到底为了什么利益目的,参与到 这样的争论之中。而事实上,大多数争论,总是在一方是非黑即白的绝对争取;而另一方,则在确定黑箱适应范围上坚持原则。这样的争论,要么永远没有一致结 论,要么,争论,要通过毛泽东式的残酷内战、挑动华夏子孙互相之间的屠杀、批斗、压迫,种种愚昧凶残的手段,才能结束。

以中医来讲,中医维护者似乎完全不知道应该如何维护中医从业者、病人个人选择权的利益。他们的维护,完全陷入了置自已于死地的错误境地:
1)错误一;西方科学不是科学的全部,中医是中式科学。(差不多是这样的观点);这是错误引用民族主义用于学术争论,而理由,居然就是承认对方的最高指控:不是西方的科学,也即人家认为的现代科学。这就够了!(还真有这么蠢的)。
2)错误二:“你的中医水平及不上我,也不能解释我随意挑出来的一大段中医话”,所以,中医是不是科学,我说了算。这是违反了“科学是他证,他证来源于他人的重复性验证”这个科学方法论的原理,以自证代替他证。结果,以此辩护,效果与一相同,自已证明自已“不是科学”。
3)错误三:陷入攻击反对者的道德、学识水平;这是《中国式诡辩》的常用伎俩;否定他人的发言权。得到的也就只能是精神胜利法,而第三方受众看来,等于说,“这帮家伙没辄了”。引用《远离中国式诡辩》 中的逻辑,这种错误的根本就在于,任何人都有权持自已的认识“中医是科学,还不是伪科学”,你只能解释自已为什么信奉中医,为什么不信中医,而不能说, “他人(你)没有权力信中医,或者不信中医”。你解释的目的,是为了争取第三方认同,而不是为了强制辩论对方接受你的选择;那样,你将失去所有说服第三者 受众的机会。

这几种错误,在那些没有基本科学知识,却精通古老中国文人(通常是御用的)雄辩的传统文人那里,不单单是在中医这样的事务,几乎在所有辩论中,都司空见惯。

科学,是一种验证结论的方法论,最简单地说,就是“实证性,重复性”。科学不是一种道德标准,科学本身不是一种“理论”。自然,也不是恩格斯把简单问题复 杂化的错误“客观性和发展性”,所可以准确描述的。(笔者用很大的毅力抑制住直观描述,没有说这家伙是一个文盲)。科学,就是一种验证理论的方法,本身不 是一种理论。也就不存在任何可以修改、再定义的余地。“科学一定是正确的吗?”,这句话问得毫无意义。科学只是回答,按“实证性、重复性”标准,是 YES,或者NO。你愿意怎么接受它,反对它,是你自已的事。你不愿意,可以把“科学”称为“不科学”,“伪伪伪科学”,“鬼学”,“方学”,“错 学”……,你能改的,只是它在你大脑中NAME;(不是别人的),它的DEFINITION,仍是“实证性,可重复性”。

以攻击科学定义为中医辩护,毫无意义,那怕你翻透了马恩列斯毛外加孔子孟子的大作,也是毫无用处。何况,你阁下在传统文化上的认识,也不见得比你的对手真 的强到那里去。就以笔者来说,笔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模式、演变,那是相当自信的。简单争论中医是不是科学,如同简单争论“一个人是不是坏人”一样,毫 无意义。人之初性本善,而人做的事,则可能非常坏。因为事太坏,为了防止同样的坏事更多发生,要惩罚到“性本善的人”身上。大概,这就叫对事不对人。

本文还可以参考“大学无书,远离中国式诡辩”系列主题:
中国式诡辩:官本位文化之权位崇拜心魔
“大学无书”,远离中国式诡辩!
中国式诡辩:道德祭坛上忠君的义务
《国际人权社会原则其实是“永恒的利益”》
《人性本私:中国信仰缺失是伪命题》
《人性本私:让独立专家观点雷倒的都是可爱的动物》
《批判中国文化社会之愤怒与愤努的批判》
《有谁见过引经据典掉书包的分析报告?》

对中医的体系内外批判与中医的科学性辩护
其实,科学并没有否定中医!相反,企图否定科学,就否定了中医任何生路。以科学的观点为中医辩护,那么马上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1)中医是有效的;别管它什么原因,但是至少在若干病种中,接受中医治疗病人反应有效;(机理,是黑箱范围);
2)中医,至少部分病人的是接受的;
3)中医的确还没有得到严格的重复性实证;但是,同样在大部分相关领域,也没有得到重复性实证“证明中医无效”!

那么,还争什么呢?呵呵,一些人争的,只不过是完全、全面地肯定中医,这当然是徒劳的,易受攻击的。而全面地否定中医,也当然会由于以上三个原因,遭到社会性的广泛的反弹。因此,“中医是不是科学”的争论;要害,却在于“争论中医的方法”是不是科学。以此认识去面对何作庥,方舟子,张功耀这三位“反对中医的急先锋”,中医维护者的错误反击,几乎可以说起到了“消灭中医的拉拉队”的作用。以至于拉出一个完全是外行的“吴仪也信中医”,作为证明。呵呵,牛顿、爱恩斯坦,还信上帝呢!

何作庥,他反中医吗?他的最核心论据,是“中医不能治癌症”。如果中医维护者蠢到去证明“中医能够治癌症”,除了“文盲”这个形容词(注意,是形容词用 法,不是名词哟!),实在不知道如何形容!因为人家说的是科学方法论下的事实结论。你应该用同样的方法论,比如说,反问,“中医不能够治癌症,那么西医能 治吗?”。事实上,同样的标准,西医也不能治癌症!不妨统计一下,中晚期癌症,包括陈晓旭的那个乳腺癌,西医放疗、化疗、外科、热疗……,很牛,很贵;但 是,病人治了以后,死亡率比不治还要高!!实际上,对中晚期癌症的强行治疗,目前即使是在西医学界,也开始认为可能是过度治疗,因此,才有了“姑息治疗” 的提法。姑息治疗,难道不是西医吗?更进一步,目前现代医学开始认为,癌症如果不是因为感染因素,象HP感染导致的胃癌,HP感染导致的宫颈癌,(注意, 两个HP是不同病毒,前者是幽门螺旋菌,后者是人类乳头状病毒);就是人体保护自已的措施。“癌症是人体保护自已的措施”,这可太具辩证法了!实验表明, 主要肿瘤发出的TGF-beta抑制了同类致病因素在体内引发更广泛的肿瘤。这就是为什么癌症越治越扩散的真相,因为,不是肿瘤扩散,而只是广泛存在的肿 瘤,原来被抑制而已。

方舟子,他的论点就是反复申明科学的可重复性、实证性;然后,直接提出主张“弃医留药”。他的要点,不在于“科学可重复性、实证性”原则是否正确,那是无 可辩驳的,向这个方向反击纯属徒劳。方的弱点,在“弃医留药”的主语是什么。什么是主语,明白吗?其实,这也同时是张功耀的弱点。他们两人的主句主语,都是“政府,国家”。特别是张功耀,“国家医疗体制应该取消中医”,即,国家经营的公立医疗体系,应该不提供中医服务。这错了吗?没 错!问题在于,“公立医疗体系”,不提供中医服务,难道就应该提供“西医服务”了吗?没有看过本博相关文章的读者,大概不能理解本博这两句话。

笔者曾经提到,反驳一种理论,有体系内反驳,和体系外反驳两种。体系外的反驳只能使用现实解释的办法,一般是无力的,特别是当该理论体系在实践生活体验中得到“验证”的时侯。对中医的反驳,尽管从科学三要素定义出发,理由很充分;但是,由于生活中仍然存在着“中医有效”的体验,因此,很充分的反驳也在一部分人眼中,认为是“不充分的”,“不全面的”,甚至打算修改科学定义,就是这个道理。

纵观整个博客,因为笔者所持中医观点而施以攻击,甚至是恶意的人身攻击的人士,几乎无一例外是不懂得科学争论的ABC,无一例外不了解《罗伯特议事法则》,无一例外不是除了《权位崇拜》,就是《中国式诡辩》。笔者不回以“报复性诅咒”,不是笔者够厚道,而是笔者不希望在一个科学的社会现实问题的讨论上,陷入《道德的口水仗》。所以,笔者祝福这些朋友,身体健康;社会认识上早日走出误区。

部分朋友是出于“道德信仰”的立场,百分百支持中医的,并相应地向不接受中医的群体,提出道德上的道义要求“不能不信中医”。部分中医现实利益从业者,或潜在行业利益者,甚至以诅咒的方式,“希望笔者患APL(幼粒)”。这是侵犯笔者等不接受中医信仰的群体的人权的。正如信仰中医是人权,他人不能干涉;那么不信中医,同样是一种人权,以怎以能施以道德勒索呢?“爱护中医,不要让不懂医的老百姓不敢看中医”,请问,一种“医疗技术”如果要依靠道德意义上的爱护的话,还有存在的价值吗?以道德理由,恶意攻击象笔者这样,事实上也是为中医争取合法生存空间的人士,那只能说,中医的确应该进入坟墓了。所以笔者说,这些人士,不懂得怎么为中医辩护;总是走进帮助专治统制者《道德治国》的动物模范的路。

为什么“三重双盲临床实验”标准是唯一科学医学衡量标准?
对笔者立场原则分明的“西方式论证”很不以为然;问“你怎么肯定张耀功是体系内的反驳”。这里不为说服持有中医信仰的朋友,而是完整笔者对“体系内外反驳方法”的描述。体系内外,是一个不能互换的相对概念。这点很好理解,自家花园对于大街是内;对于房内就是外;大厅对于园子是内;对于睡房就是外。总之,取决于发言者本身知识点的“黑箱边界”在那里。

笔者以“重复性,他证性,实证性”出发,完全接受了三重双盲临床实验的疗效测定标准。所谓什么医之科学与不科学,根本不关心了。所以,这是完全是中医体系外的“批判”,目的是自已不接受中医。因为三重双盲标准,不是中医本身的疗效定义。张功耀比笔者要懂更多的中医,是在使用过中医治过人后,用他的中医知识作为否定中医的依据。因此,尽管张比起笔者是“体系内”,对于同样不少“不懂中医”的患者来说,其批判就比笔者有力了。尽管在很多中医“宗师”眼中仍然体系外,这样,张的批判不能说服所有中医从业者和患者,也在情理之中。

事实上,正是由于中医存在着边际定义模糊的缺点,它具有神秘主义文化理论的通病,就是很容易被他方科学标准质疑。又很容易通过体系内的神秘化加以辩护。最终,成了“信者有”,“不信者无”。因此,这类争议的合理方案只有一个:让消费者选择;信者选,不信者不选。

现代医学对中医三重双盲临床实验的要求,并不是可以诡辩偷换“科学”概念的道德要求。实际上,什么是现代医学呢?就是可以引进第三方付费,即医疗保险的医疗市场可以接受的医学。所谓的三重双盲临床实验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通过足够多的临床应用统计,得出治疗风险和疗效的概率,结疗同样透明的该顶治疗的可预测费用,不难制定出相应的医疗保险产品。

根据《不确定性定律名义价格×1/(风险权重+不确定性)=货币价值可以解释中医,为什么不可能被世界现代医疗市场所接受。只需要把价格,和货币价值,修改为期望,和治疗效果。形成治疗预后×1/(治疗风险+不确定性)=治疗效果;其中的治疗风险,就是著名的三重双盲临床实验所确定的有效性和风险概率。

为什么不能通过三重双盲临床实验就不是科学?一定被现代医疗市场所淘汰?原因就在于,大病医疗是一项大数偶然的概率事件;要令患者能够看得起病,一定要引入第三方医疗——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产品,不可能根据所谓的“中医宝库”的诡辩,只可能根据治疗风险概率,倒推出医疗保险产品的赔偿率,和市场价格。中医是什么?就是不能经受三重双盲临床实验确定治疗风险的中国传统治疗手段。换言之,治疗效果全部是不确定性!试问,如果它如何进入现代医疗市场?

这就是一些所谓的医生穷吹什么“中医治疗急性幼粒白血病”,“某个慢粒病例中药效果好过格列卫”,中国治什么比美国先进,等等,全都是没有意义的胡吹。一切,以三重双盲实验统计概率为准。个案没有意义,(很多人不理解这句话),医疗支付、医疗成本控制,只能针对统计结果进行实际操作。

有些朋友会说,那中医中一些项目通过了三重双盲实验,有了可对照的风险(包括毒理效果)和疗法,象青蒿素,砷剂,蓖麻素……,是不是就证明中医是科学的呢?不对!因为科学不看你是中医还是西医,只要通过了三重双盲实验过程,有了风险和成本的对照定量,保险公司就可以设计支付产品。这就是现代医学。所以青蒿素,砷剂,蓖麻素……,它们是西药、西医。

所以,一些人,显然是把“中医是不科学的”,“中医是法律禁止的”,“中医是不提倡的”,“中医是保险公司不赔付的”,“中医是非法行医”,统统搞混了。 事实上,“中医是不是科学”,要看科学的定义;在中国,基本上就是一场道德的口水仗。“中医是非法行医”,在全世界都没有这种说法。真正不可改变的是, “保险公司”不可能对不确定性设计医疗保险产品,否则,就不是商业产品,是开了一个赌场。

支持中医不可以“强迫患者使用中医”
对医改、中医关心的朋友,请仔细读读笔者这几篇文章。就可以理解上面两句话:“国家公立医疗体制中,不应该有中医,也不应该有西医”,国家应该关注的,不是“医"本身,而是,“如何得到医”。这也是为什么说,最新的医改方案,根本不用进一步讨论,只不过是假、大、空、骗。它的核心,无非就是“医疗行业国营既得利益者”,要纳税人为他们的小集团利益,多掏一点钱,搞点面子工程罢了。骗投资罢了!

医改成功的关键,在于整个方案,必须是“从补需入手”,如何满足“由保而生”的需求,是医疗行业内部的专业技术、经营、竞争问题,优胜劣汰,价优者得!医改本身,不是医疗的改,而是“医保”的改。它是“医疗医院管理专业”的问题,属商业、社会保障学科,而不是,“医学院”,“医疗专业”。它的专家,不是医生,凡是医生,一定提不出成功的医改、医管方案。它是社会如何花钱“买医”的问题,说句难听点的,它是黑爵俺们的专业,不是医生朋友们的专业。最没有发言权的,就是医疗的专家。应由社会保障局、民政局主持医改方案,而不是由卫生局主持。卫生局自已主持,等于让卖家自已决定价格,购买力不足国家埋单(当然是对少数人),这治病,能不贵吗?

中国社会,中国政府,对于医改的问题,整个就搞错了!当中国医疗保险体系无是质量还是公平,都远远比不上美国、香港、英国、日本这些国家时,却奢评人家“这个不好,那个不行”,作为拒绝公平高效目标的改革的利益集团借口,可笑!可憎!可恨!可怜!

回头再看看中医,张功耀的高论,可就远不是“中医科学不科学的问题”,而是“公费医疗用不用便宜的中医”的问题。再结合代表官僚的吴仪,代表卫生部利益的 高强、陈竺的的官方立场,再结合那份完全站在“医疗行业”卖方利益上的医改新方案,以及李玲这些人的高论。所谓“中医科学”之争论,本质上,就是让权贵阶 层,用纳税人的钱接受昂贵的西医治疗,补充性,可以选用中医。而平民,无论愿意不愿意,只能选择便宜的中医,或者,用贵得多的价格,接受西医治疗。

请问,这样的医改,这样的“中医科学”,无论你是支持还是反对中医,作为平民,你支持吗?当咱们小民百姓都是傻子?太过分了!那么,如果顺水推舟,响应张 功耀的号召,“中西医一起退出国家医疗体系”,取消国家医疗体制。市场竞争,中医、西医,全在于患者的选择。那么,无论你是支持还是反对中医本身,又有什 么不利之处呢?那么按中医三个相关结论的科字标准,承认科学这种科学论,又有什么为难呢?

“支持中医”的朋友不得其法,原因可能也就在于“过分迷恋传统文化”,自以为较之反方,“更了解传统文化”,说不定,只是更不了解“西方文化”,及与中国传统的对比而已。有了这般缺陷,套用传统的《中国式诡辩》,《权位崇拜》,《道德治国》这样的古老招数,既不可能说服旁人,更易被有心官僚利用,全然忘记自已的本来利益、本来立场。变成了形而上学的假大空争论,自相残杀!何益之有

在没有定义主语角色对象的前题下,“要不要中医”,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道德口水仗。在西方社会,这是一个医疗市场问题,有两种角色,医者的角色,和患者的角色,两者截然不同。对于医者角色来说,“可以选择中医作为从业选择”;对于患者角色来说,“可以选择中医作为治病的手段”。根据人权断言,人权单位,及其拥有的财产拥有,自主交换的权力,神圣不可侵犯,这是两者角色的人权利益。但是,如果掉转过来,“医者强行为患者施以中医”,“患者强迫医者选择中医保证疗效”,就是反人权,反民主,即反人类的邪恶行为。

在中国还有第三个角色,收了国民税收却没有负担国民福利责任的政府。对这个政府来说,以君权为患者选择中医,降低自已的国民福利责任,是它支持中医,并运用《权位崇拜》打压异议人士的原因。而对于中医从业者来说,也根本谈不上占了便宜,只不过是把你们当成廉价服务奴隶,让患者奴隶被动接受君权“安排你们提供的服务”而已。你们得不到真正的职业回报。还不如抛弃君权干预,让真正信任中医的患者,物付所值,体现你们从业的市场价值,你们才有机会真正宏扬中医!

官方所谓支持中医,本来就是专治统制者剥夺公民人权利益,服务于自身小阶层利益的工具,————-全额西医公费医疗,有多少人有资格享有?这才是人家的目的!唉!一些中医人士,真的不懂如何为中医从业者争取权益。至于一些疯狗一样在本博狂咬的所谓人,人家把她(他)卖窑子里了,还在替人家数钱擦屁股舔屁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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